金誠國際保險經紀公司董事長 王進

　　2008年10月，中央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打開了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政策大門。當時正值中國經濟高位運行，半年后，金融危機從潛伏到放大，人們在四處尋找復蘇經濟的良方而不得要領，政府加大各類投資短期內亦難以奏效。筆者認為，被人們忽視的土地市場化應該是應對金融危機的一張好牌。

　　四川省崇州市率先給農民核發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溫嶺市箬橫鎮進一步完善土地服務中心……全國各地陸陸續續展開土地使用權流轉試點，但從總體上來看，其力度和成效并不明顯，應對危機還需土地使用權市場化的重拳出擊。

　　讓土地使用權成為貨幣

　　關于增加國民財富、刺激內需的辦法各有不同。有人建議將外匯分給百姓，有人贊同將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分給民眾，但筆者認為，外匯分給老百姓，人們只能到國外消費，帶動的是外需而不是內需；而國有企業股票的分配面臨著巨大的政策和制度障礙。在可操作層面，落實和推進土地使用權市場化才是當前解決之道。

　　隨著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政策的放開，土地市場化的落實本身就會產生巨大內需。如果中國有約21億畝耕地、19億畝的荒山湖泊可以市場化，以每畝土地流轉費用為2-4萬元來計算，將形成80萬億-160萬億的財富，這將是一筆足夠帶動中國經濟復蘇和高速成長20年的持久消費動力。

　　土地經營權的流轉惠及中國絕大部分人口，它包括廣大的農村人口和部分城市居民。假設1個有4口人的農村家庭，按人均1畝地計算，家庭4畝地進入市場，家庭財富就會增長16萬元，這個家庭就可以流轉出土地，拿著現金到縣城買房、做生意或從事其他第二三產業。屆時，中小城市的房地產業將最先振興，相關的家居、建材、裝飾、家電等行業也會慢慢繁榮，民間投資更加活躍，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就有了保證。

　　內需的增長取決于居民的總體收入提升、消費和儲蓄觀念的改變、居民擁有財富的增長等因素。從目前來看，其他因素都可能導致內需下滑，只有土地市場化才是唯一能夠快速刺激內需、保持增長的措施。首先，它讓中國85%的中低收入家庭財富大量增加，他們需求覆蓋面廣、量大；第二，我國的潛在消費需求大多集中在剛剛滿足基本消費的中低收入家庭，他們有著強烈的住房、交通工具、電器等消費愿望，一旦土地使用權可以轉化為貨幣，便可迅速實現消費；第三，一旦政策落實，土地使用權真正掌握在個人手里時，土地會迅速進行流轉，對內需刺激迅速而有力。它還在刺激農村綜合投資的同時，也可緩解經濟危機之急。

　　中國的土地使用權市場化已經啟動，但動力不足，主要受制于幾個方面。第一,新土地改革的大政方針已出臺，但是對于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具體政策和操作實施細則尚未推進，在一些地方，經營權流轉無法落實，流于表面；第二，人們不擁有土地使用的主導權，土地屬于國家和集體，土地所有者缺位往往導致土地使用權和經營權分離；第三，配套土地流轉的政府規劃、手續、稅收政策等監管和服務還不完善，影響土地流轉的實際操作。

　　筆者認為，市場化的土地可以囊括到所有的國家土地資源，包括農村耕地、工業用地、城市住宅用地、商業用地、荒山、湖泊等，惠及廣大農村人口和部分城鎮人口。影響土地流轉的核心因素是這些土地資源沒有落實到個人或者企業法人，權責不清晰。農民一旦被告知個人可主導這塊土地，并且可自由交易時，土地交易市場會迅速形成，土地流轉將迅速轉化為貨幣，土地資源將得到優化配置、合理流動。

　　實際上，在土地使用權可以被自由交易、抵押、入股的情況下，國家已經賦予了土地使用權與產權類似的市場身份。如果把這一利國利民的政策落實推進，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將成為內需增長、經濟復蘇的一次有效行動。

　　市場化弊端完全可控

　　隨著配套的財政、稅收、監管等政策的完善，土地使用權市場化的推進將形成公民、社會、國家多贏的局面，人們所擔心的種種弊端是完全可以控制和規避的。

　　首先，土地市場化是否會造成農村耕地面積減少，產生糧食安全問題？答案是否定的。有兩個措施可以控制現有耕地面積，而且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和有效利用，減少現有耕地大面積拋荒。一方面，政府在宏觀調控上要對土地區劃和土地用途有強制性的規劃，對于土地用途的轉換，特別是農業用地向其它用途轉化必須服從事前強制性土地區劃；另外，稅收是調節不同功能用地的手段，政府針對農業、工業、商業、拋荒和居民住宅等用地的使用權征收不同的稅率，對農林牧等用地通常以財政補貼，以鼓勵農業用地的規模化、集約化經營，獎勵荒地轉向農業用地，重額征收農業用地轉工商業用地，以此來進行各個版塊的調配，實現土地使用效益最大化。

　　其次，有人認為土地市場化將加速農村人口涌向城市，對城市環境、就業、生活等各方面造成負擔。其實，城市化進程不是因為土地市場化而興起的，也不會因為土地市場化而加速。從目前城市化進程來看，農村人口已經有大量流向城市，城市化進程在加快，即使土地不進行市場化他們也會進入城市尋求生存和發展空間；另外，土地市場化并不意味農業人口驟減，即使啟動大規模的土地集中經營也需要聘用農民進行生產，而且農村工業用地的開發也將吸納部分農村勞動力就近工作；最后，當農民完成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就擁有了一定的財富，他們將會就近選擇小縣城安家和投資，反而帶動中小城市和鄉鎮的發展，從而減輕大城市壓力，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第三，有人擔心土地市場化將產生很多赤貧階層，他們將群居在城市邊緣形成大批的貧民窟。事實上，在我國城市中和城市邊緣已經散居和群居了類似的貧民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從事著城市中臟、亂、差、重、險、苦、賤的工作，收入低微。盡管如此，他們也不愿回到農村依靠幾畝地生存，即使城市沒有生存空間，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人，寧愿選擇在城里尋找機會，也不愿面對“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筆者以為，土地市場化將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們的財富，他們轉讓出土地可以在城市里過稍微體面的生活，貧民窟或許能有所減少，貧富差距將縮小，農村中產階層或將形成。

　　第四，政府收入不會減少。當前，雖然政府從土地征用和市場化運作中獲得大量財政收入，但隨著近年來房地產市場的衰落，百姓收入卻不見增長；相反，如果集體和國有的土地使用和經營權屬于老百姓，百姓從使用權流轉經營中獲得收益，政府從經營權流轉和經營中獲得稅收，同樣可以獲得同等財政收入，而且，隨著農業的現代化發展和農村工業化步伐的加快，這種稅收是可持續的增長的。另外，新增設的土地和附設的財產稅將為政府提供穩定的稅源。

　　第五，土地市場化是否會削弱國家對土地公共資源的把控能力，影響國家土地征用？有人擔心土地使用權掌握在個人或法人手里，個人惡意抬高地價或是拒絕征收會給國家征地帶來阻礙。而筆者認為，以往國家對農民耕地、城市居民住宅用地、集體土地的征用所采取的補償機制并不完善，而土地使用權的市場化是將國家公共用途征地納入市場化軌道，其價格由市場機制來決定，至于擾亂國家建設的不恰當行為完全可以通過相關政策和法律來規避，因而不會對國家公共建設造成影響。 (記者李鳳桃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