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土地市場的風頭有點蓋過房產市場，地王更比樓王更吸人眼球，部分城市地價漲幅遠超房價，“面粉貴過面包”即是典型表征。城市建設用地稀缺、房地產開發用地供不應求，成為地產巨頭瘋搶土地的一大驅動力。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確實如此。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達58371萬平方米，同比狂增44.8%，而全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完成土地購置面積21451萬平方米，同比下降22.1%。即便按2的偏高容積率計算，開發商購置的土地面積換算成房屋供應面積，仍離市場需求存在較大缺口。在此情況下，地價和房價似乎只能是比翼雙飛了。

　　然而，奇怪的是，近期國土資源部公布的數據表明，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建設用地供應總量18.1萬公頃，同比增加31.0%。其中，工礦倉儲用地供應7.2萬公頃，同比增加46.1%；房地產開發用地供應5.7萬公頃，同比增加14.8%。據此，則土地供應似乎“彈藥充足”。究其原因，兩個部門的統計口徑不同，國家統計局采用讓開發企業填報數據的方式，而國土資源部則是按實際土地供應數據統計，從邏輯上講，后者比前者更真實、更全面。

　　值得關注的是，國土資源部的5.7萬公頃(57000萬平方米)，指的是全部房地產開發用地供應，而國家統計局的21451萬平方米，指的是房地產開發企業已完成的土地購置面積。今年土地市場極少流標，所以成交面積基本上等于供應面積。兩個數據如此懸殊，說明大部分土地并非出讓給了開發商。開發商拿地是用來開發和經營的，蓋成房子后或售或租。那么巨量土地又是給了誰呢？顯然是給了某些企事業單位，而且是一種透明度較低的供應方式�；�本上可以認為，地方政府在主導著土地出讓的規模、結構和方式。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房地產業的市場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主要表現在產品市場，而生產要素市場化水平依然偏低，其中貸款由國有銀行控制，土地由各級國土部門(按理國土部門實行的是垂直管理，實質上則由地方政府)操控。融資方面，還存在非國有銀行、房地產信托、資本市場等其它路徑；而土地供應方面，卻由地方政府一家壟斷。

　　從制度層面看，土地“姓私”還是“姓公”，并非你死我活的敵對關系，關鍵是要做好制度配套，形成良好的運作機制。歐美國家，以土地私有制為主，但也有一定比例的公有土地，比如美國約有40%、加拿大約有90%、日本約有35%。由于土地對社會和經濟的重要性，無論哪個國家，都會通過立法、制度土地利用規劃等對土地進行相對嚴格的管理，對私有土地的轉讓和出租都有管制，尤其是日本和韓國。

　　日本土地私有化程度很高，但并不代表著土地利用的效率最高。日本國土狹小，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集聚了全國一半左右的人口；導致這些地區地價高昂，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地價泡沫形成過程中，居民和企業紛紛炒地，以于于高峰時大東京地區的地價相當于全美國的地價。而另一方面，都市圈的土地利用效率卻很低，比如1989年東京地區的容積率是1.02，遠低于法定容積率的上限2.43，也低于目前上海的水平。這與土地私有制有很大關系，政府進行舊城改造的難度遠大于中國。據日本建設廳1985年統計，僅東京地區就有65000公頃閑置用地可用作住宅開發，市區有大量的空置地，主要是停車場、廢棄工廠用地和未利用土地。

　　新加坡和香港實行的是土地公有制，我國的土地批租制度就借鑒自香港。相對而言，在土地公有制的國家中，新加坡做得很好。另外，新加坡的住房制度也堪稱世界上最完美的。當然，這也與新加坡城邦制國家、人口密度不大、經濟條件較好等因素有關。就土地制度來看，政府按土地規劃，先將國有土地有償地出讓給有關法定機構，如工業用地給裕廊鎮管理局，住宅用地給建屋發展局等，由這些機構進行一級開發之后，以招標方式出讓給開發商、機構、個人；招標并不以最高價為準，而是參考業績、資質、水平等。

　　我國土地供應制度卻有些漏洞百出，飽受爭議，甚至還被認為是高房價的源頭。主要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地方政府壟斷土地供應，往往為了地區利益而突破國土資源部約束，亂批項目，透支建設用地指標，甚至違反《土地管理法》；二是住宅用地供應量無法保證，很多土地被用于招商引資大建工業園，以及與政績有關的市政工程，還有高爾夫球場等政策禁止的娛樂項目；三是土地閑置現象嚴重，批而未建用地規模巨大，浪費資源，且屢禁不止；四是國土部門無法有效執行垂直管理，只能跟在地方政府后面跑，監管工作很被動；五是國土儲備工作非常不到位，大量用地被控制在各類企事業單位手中，比如大城市中心區土地嚴重供不應求，而部分國有企業卻擁有廢棄工廠，寶貴土地很難被盤活利用。

　　近期，北京市土地整理儲備中心正在熱火朝天的，用倒計時的方式自我加壓，將要籌集1000億元資金，意欲在五年內，將土地一級開發將全部收入囊中。其實，這不過是在落實2007年《土地儲備管理辦法》，從另一側面也反映出各地政府在收儲土地方面是多么的偷懶、被動、低能、無奈。中國土地供應制度該完善地方實在太多，而地方政府該反省、反思、改時的地方，或許更多。（楊紅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