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諒因為不滿拆遷標準，在記者、鄰居面前“揚言”要搞爆炸，將照片寄給有關部門，并沒有造成社會恐慌等嚴重后果，充其量是情緒發泄，要挾拆遷方。故其行為不應構成犯罪。

　　去年初，北京大興區村民李國諒的家遇到了拆遷，但其認為拆遷補償不合理，拒簽協議；此后，在7月其對記者表示，如果政府強拆，他將點燃家中存放的汽油瓶。8月10日，李國諒被警方帶走，警方在其家中搜出兩瓶汽油和沒有燃氣的煤氣罐。大興檢方以涉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起訴李國諒。李一審被判刑一年三個月；上訴后，二審撤銷原判。25日，大興法院重審此案。(11月25日《新京報》)

　　李國諒涉嫌的這個罪名是在《刑法修正案(三)》中規定的：編造爆炸威脅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

　　理清一下其中的邏輯：檢方指控的罪名是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所以李發布的信息應該是“虛假”的，即表明李并沒有爆炸的意圖，而汽油等物證，也正是此罪名的否定性證據。若李真想搞爆炸，那就構成爆炸罪，但李沒有著手實施爆炸，故爆炸罪不成立，且檢方也沒有指控。

　　此罪屬于結果犯，編造虛假信息的行為本身，并不足以構成犯罪，只有當其產生嚴重危害社會的“結果”時，才構成犯罪。我們參照近年來的相關判例：有去年汶川大地震期間傳播地震虛假信息，引發群體恐慌的；有在飛機上自稱帶了炸彈，造成飛機迫降的；有用電話謊稱超市有炸彈，警方出動疏散人群的……其共同點就是雖然信息是假的，但的確造成了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結果，所以有必要定罪科刑。

　　相比之下，李國諒因為不滿拆遷標準，在記者、鄰居面前“揚言”要搞爆炸，將照片寄給有關部門，并沒有造成社會恐慌等嚴重后果，充其量是情緒發泄，要挾拆遷方。故其行為不構成犯罪；否則，就可能造成“因言獲罪”，這不見容于現代法治。

　　而且，刑法應體現謙抑的原則。在拆遷矛盾成為社會焦點，拆遷制度本身有著嚴重問題的情況下，應本著“慎刑”的原則，避免刑事介入激化社會矛盾。

　　此外，據報道，目前李的房子早已被拆除，但至今一分錢補償款都沒拿到，工作也沒有了，他只能跟母親在外面租房。此前，大興法院已判定原拆遷許可證違規，但不予撤銷。且不提這些拆遷方的“瑕疵”，目前房子已被拆遷，即李已經履行了義務，那么拆遷方應該履行自己的義務，交付補償款。如果拆遷方還自認為是在《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框架下，在進行一個“民事”交易行為的話，就應該立即履行自己的民事義務，而不是等待李國諒的刑事判決結果，這個刑事案件跟拆遷方沒有關系，拆遷方不應為難李國諒。

　　□黑格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