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居”、“蟻族”、“被增長”……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召開前夕，政協委員聚焦2009年網絡年度“民生熱詞”，紛紛建言獻策，努力破解熱詞背后事關住房、就業和收入分配三大民生難題。

　　“蝸居”：

　　“一高一難”的房改困局如何破解？

　　“攢錢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電視劇《蝸居》里的臺詞折射都市“房奴”的辛酸苦辣，道出都市無房族的困惑與無奈。“蝸居”一詞迅速成為年度熱詞。

　　“高房價”“住房難”受到社會關注，也牽動溫家寶總理的心。2月27日與網民在線交流時，溫家寶坦言，自己也知道所謂“蝸居”的滋味。“去年房價過快上漲，民眾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他還說，“我有決心，本屆政府任期內能把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使房價能夠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價位。”

　　如何讓百姓早日圓上安居夢？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說，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是政府的職責。作為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的重點，保障性住房建設將成為解決居民住房困難，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的重要手段。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表示，在政策思路上，還應該積極探索能夠在市場上交易的“適租房”，主要解決在廉租房層面之上的年輕白領、進入職業生涯前期的就業者、收入處在“夾心層”群體的住房問題。

　　據住房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透露，今年各類帶有政策性和保障性住房的數量，包括限價普通商品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公共租賃住房、廉租住房，再加上即將啟動的城市和工礦棚戶區改造，共計將有600萬套房子開工建設。

　　蟻族：

　　“就業難”壓力積聚如何釋放？

　　北京市海淀區唐家嶺村的簡陋民房中，聚居著一群上班無崗或收入較低的大學生，他們被稱為“蟻族”。一些政協委員指出，“蟻族”現象折射我國嚴峻的就業形勢，特別是大學生“就業難”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

　　目前在北京、上海、廣州等高校集中的城市，所謂“蟻族”群體數量越來越大，他們主要從事保險推銷、電子器材銷售、廣告營銷、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許多人無“三險”和勞動合同，處于“半失業、低收入”狀態。

　　全國政協委員柯惠新表示，“蟻族”構成中，有城市待業青年，也有農民工，但最受關注的是未就業或低收入的大學畢業生。今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將達630萬人，而往屆沒有就業的大學畢業生仍有數百萬人。

　　“伴隨我國高等教育快速擴張，教育產業化發展引發了畢業人數激增以及專業結構不合理等現象。”柯惠新說，這加劇了大學生“就業難”等矛盾。

　　民盟中央一份提案指出，大學生“就業難”有一個深層原因，即我國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學生密集型產業”——高端服務業和高技術產業。我國仍處在產業鏈條的低端，吸納大學生就業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一些就業新政策實際操作性差，缺少與之配套的檔案管理、人事代理、社會保障、職稱評定等制度改革，在推行中缺少有效的協調機制。

　　“不需要教育年輕人怎么選擇，重要的是通過政策來引導。”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認為，要吸引大學生去中小城市和鄉村就業，政府要給予更完善的配套服務。

　　目前，我國已通過創業優惠政策、西部計劃、大學生“村官”計劃等吸引大學生到基層就業。權威部門向記者透露，今年我國將擴大各類基層就業項目規模，積極出臺鼓勵大學生創業的新政策。

　　“被增長”：

　　收入增長如何“跑贏”GDP增速？

　　在剛剛過去的一年里，“被XX”成為網絡熱詞。被就業、被代表……然而，爭議最大的還是收入“被增長”。一些政協委員表示，“被增長”雖然是對統計數據真實性的質疑，但其背后，卻是公眾對工資收入增長緩慢、國民收入分配失衡的不滿。

　　2009年7月，有網友對有關居民收入增長的數據表示不解，稱實際沒有增長，只是統計數據中增長了。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認為，我國收入分配失衡，在國民收入中用于雇用職工的工資比重下降。我國勞動報酬額占GDP的比重1996年為53.40%，2007年為39.74%，10年下降了13.66個百分點。

　　“大企業強國，小企業富民，”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劉克崮說，小企業、個體工商戶、生產性農戶等“草根經濟體”的發展，與百姓生活和收入息息相關，但“融資難”卻很突出。去年銀行信貸投放創歷史天量，投放到“草根經濟體”的貸款仍很少。因此，今后需要強化“草根”金融體系，發揮“草根經濟體”應有的作用。

　　“當前急需著力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宋曉梧表示，一方面要提高勞動報酬的收入比重，提高服務業的就業比重；另一方面要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完善民營經濟的金融服務，促進中小企業發展。“讓收入增長趕上經濟增長水平，事關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大局，也有利于緩解分配不公造成的社會矛盾。”

　　剛剛閉幕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傳來消息，我國將穩步提高職工工資收入，推動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督促各地及時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并加強對最低工資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同時進一步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加大收入分配調整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