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24日針對屢屢引發爭端的“住改商”公布了司法解釋，其中之一就是：“將住宅改變為經營性用房的業主以多數有利害關系的業主同意其行為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昨天多家媒體以“‘住改商’須獲整棟樓業主同意”為題進行報道。

　　這一司法解釋的要義在于否定了不少業主一直抱有的錯誤認識，他們認為，只要多數業主同意“住改商”，那就可以改。這種將“多數同意”的民主決策程序適用于“權利沖突”，于不同領域都頗有市場。比如，在公共場所，只要多數人同意抽煙，就應允許抽煙，至于少數人不同意，則可在所不問；在春節期間，只要多數人同意解禁煙花爆竹，那就應該允許燃放，至于少數人不堪噪音污染或煙霧侵擾，也可忽略不計……這一認識流傳甚廣的原因，還在于它高舉著權利之旗。似乎改不改、抽不抽、放一放等，都是個人的權利，法律不應限制這種屬于私人的基本權利。

　　的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權利意識的勃興恰如一面鏡子，照見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張揚、維護、甚至捍衛個人合法權利，在法治社會都是值得鼓勵的行為。但權利并非漫無邊界，你有權處分自己的權利，比如“住改商”，比如抽煙，比如燃放爆竹，但你不能剝奪或妨礙他人的權利，權利的界限應當在碰到另一個合法的權利時止。你把住房改作飯店或學堂，左鄰右舍、樓上樓下的居住環境均發生了改變，這些影響都是其他業主所未曾預期到的。在這些受“住改商”影響的業主(即有利害關系的業主)中，每一個業主的權利都同等重要，同樣不可忽略。即便有多數業主同意，也不能經由“多數決”就剝奪了少數業主的合法權利。

　　業主之所以要選擇居住區而不是選擇商住兩用區，很大程度上正在于業主們對于居住的要求本就包含了居住環境與居住質量，寧靜、安全、舒適、不被打擾已成為居住的基本要求。正因為“住改商”往往對業主的這些居住要求構成侵害，物權法才在第77條特別規定，“業主不得違反法律、法規以及管理規約，將住宅改變為經營性用房。業主將住宅改變為經營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規以及管理規約外，應當經有利害關系的業主同意。”

　　這里的“經有利害關系的業主同意”也不能理解為“經有利害關系的多數業主同意”，而只能是“經有利害關系的所有業主同意”。在公民個人權利的剝奪或限制上，是無法藉由“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來予以決定的。否則，就有可能形成“多數人的暴政”。在踐行法治的過程中，我們逐漸接受了權利的觀念，也理應認識到權利的行使有其界限。法治的要義既在于“尊重多數”(作為多數民意產物的立法)，更在于“保護少數”(哪怕在法律保護之列的僅僅是少數人)。最高法院的這份解釋在物權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住改商”不適用于“多數決”，體現的恰恰是對權利的維護。

　　(王 琳 作者為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