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是耐用品，會提供收益流，這個收益流的現值之和，就是房子理論上的現價。如果這個收益流下降了，房價就會下降，反之，則會上升。如果其他因素導致的收益增加，抵消了物業稅，凈收益就會增加，房價會上升。所以，征物業稅，對房價的影響非常不確定。希望物業稅降低房價，打擊房地產投機，從長期看，可能只是一廂情愿的幻想。

　　其實，把國務院《2009年深化經濟改革工作意見的通知》“深化房地產稅制改革，研究開征物業稅”這句原則性的話，解讀為要開征新稅，是誤解。1986年，中國就有了房產稅，就是對擁有房屋產權的人課征的一種財產稅(對租金也征)。從現在披露的關于物業稅的信息，可以認定，物業稅不過就是根據新形勢把財產稅調整一下而已，并非新稅。如果對擁有房產開征新稅，那就是重復課稅了。

　　改革房產稅確實必要。20多年來，不但居民擁有住房的方式、房地產市場經歷了巨大變化，就是整個稅收制度，也經過了重大調整，相應調整房產稅，改個更貼切的名字，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對房子征稅存在諸多技術難題，房地產稅雖然存在多年，征收的效果卻不理想。比如，按照現行的《房產稅暫時條例》，房產稅的計稅依據是“房產原值一次減除10%至30%后的余值”，可原值是多少，不易確定，因為同樣的房子，有成本價房、房改房、經濟適用房、兩限房、商品房之分，即使同為市場價，也相差懸殊，要評估、確定計稅依據，就得找大批專家一個一個核算，費用很大。

　　計稅依據的麻煩，是房產稅(物業稅)的宿病，連經驗豐富的美國稅務部門，也都頭疼不已。

　　不過，對物業稅來說，計稅依據不過是疥癬之疾，不是最要緊的。

　　現在，圍繞房地產的稅，有好幾個，比如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契稅、印花稅、土地增值稅等等，這些稅，雖然名義上由房地產企業繳納，實際上卻完全由購房人承擔。稅之外，更有數不清的收費，即使屢次清理之后，還剩下幾十項。

　　按照經濟學的理論，買房，主要是投資行為，應該受到鼓勵。所以，不少國家，不但購買人的稅負極輕，還能享受到其他稅收照顧，如允許按照購房價格的一定比例，抵扣個人所得稅的應納稅所得額等。購房退稅的慣例，我們至今沒有實行。

　　房產稅，或者物業稅公平的作用極為有限，不會因為征物業稅，窮人就能住上房；調節經濟也談不上；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增加地方財政收入。

　　現在地方政府想的就是如何增加收入，因為地方事務繁多，支出太大，而中央財政也沒有多少轉移支付的空間。現在，房價越來越高，房子又是不動產，征稅比較方便。所以，物業稅是地方政府最好的收入渠道。有人建議，如果開征物業稅，就不再征收營業稅等，也不再征收各種費，這幾乎不可能。

　　有人把物業稅理解成政府對服務的收費，個人買了房子，可是政府提供了保護，應該交稅。這也是一種誤會。因為公民已交了其他稅，政府有義務、也有財力保護公民的個人財產安全。

　　有關部門，應該出來明確一下“研究開征物業稅”，具體內容到底如何？什么時候征？要知道燃油稅從“研究開征”到靴子落下，經過了十幾年。

　　大家現在最關心的是，物業稅如果真的開征，是不是會抬高本已難承受的高房價；如果征收物業稅，那些擁有多套房的炒房人，成本會不會增加，因此可能打擊他們的投機積極性，進而會穩定房價？

　　物業稅肯定會影響房價：房子是耐用品，人們買房，是因為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房子會提供收益流，收益流的現值之和，就是房子理論上的現價。如果收益流下降了，房價就會下降，反之，則會上升。當然這是理論上說的，實際情形要復雜很多，不過這是一個觀察和判斷的重要視角。

　　人們買房會獲得哪些收益呢？第一，租金。把買的房子租出去獲得租金，這是顯性的租金。如果自住，就不必再出去租房，實際上為自住者節約了租金，這是隱性的租金收入，雖然業主并沒有實際得到租金，但因為節約了租金，提高了業主的消費能力。所以，物業稅一般也包括對租金的課征，當然，隱性租金沒法征，在這個意義上，自住房者占了便宜。第二，房屋的增值收益。城市的土地是稀缺的，正常情況下，房屋會增值，長期更是如此。

　　但是，擁有住房也要付出成本：第一，抵押貸款利息。大部分人都有抵押貸款，每年要付出利息。第二，稅收(和其他費用)，即房產存續期間的財產稅(房產稅或者物業稅)、所得稅等。

　　所以，擁有房子，每年獲得的凈收益是：租金加上房屋增值，再減去利息和稅收。房子的現價，就是每年凈收益的折現值之和。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只是增加稅收，那么，擁有房子的凈收益就會下降，房子現價會下跌。因此，如果條件適當，物業稅有降低房價的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抑制炒作。

　　可是，其他條件不變幾乎是不可能的，房子的租金和增值收益，就不好確定；抵押貸款利息也是變化的。如果其他因素導致的收益增加，抵消了物業稅，凈收益就會增加，房價會上升。所以，征物業稅，對房價的影響，非常不確定的。希望物業稅降低房價，打擊房地產投機，從長期看，可能只是一廂情愿的幻想。

　　(王福重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融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