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新型消費領域和形式的增多，1994年開始實施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對于新問題無所涵蓋，《消法》首次大修被提上日程。據悉，《消法》已列入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五年的立法規劃，修改的建議稿上個月已上報國家工商總局。昨日，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中國消費者協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劉俊海公開對《消法》修改熱點問題進行了解讀。

　　首現“后悔權” 但不可濫用

　　世上本沒有后悔藥，但以后消費者在購買某些物品后，卻可享有后悔權。未來，有四類商品交易活動應當適用《消法》后悔權制度：網上交易；先交錢后簽合同的消費行為；交易額巨大的消費行為，比如購買汽車、房屋等；上門推銷的產品。

　　“后悔權實際上是冷靜期，是充實消費者權益的重要內容。后悔權的設立不僅造福于消費者，而且有利于規范企業的經營行為，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劉俊海表示，“但應嚴格限定消費者后悔權行使的期限，避免被濫用”。

　　許多發達國家在一些消費行為上都已引入了后悔權，為交易設定了“可以后悔的冷靜期”，消費者在一定期限內冷靜思考后可以無理由退貨。歐美等國家早已就一些高風險的消費市場為消費者定下冷靜期，在直銷市場上，美國的冷靜期是3天，而歐洲是7天。日本1968年就制定了《消費者保護基本法》，日本購買的正常商品基本都能實現“無理由退貨”。

　　劉俊海認為，后悔權可以使商家更加理性。在簽訂合同時，商家會把涉及到消費者購買商品的重要信息全面、真實、客觀、公平地披露出來。不過，劉俊海同時強調，后悔權有嚴格限制的使用范圍，大概為四類商品。此外，《消法》將嚴格限定消費者后悔權行使的期限。“考慮到我們的消費者在當前不太規范的市場環境下往往不夠理性，我們的企業經營行為也還沒有深度自律的情況下，我個人覺得應該是14天。”劉俊海提議。

　　文化生活消費是重要調整對象

　　除了首次出現“后悔權”外，劉俊海表示，《消法》的適用范圍要進一步拓展。從消費層次來講，生存型消費、發展型消費、享受型消費、奢侈型消費都應該納入進來。

　　發展型消費品，包括教育消費等；而旅游等屬于享受型消費；而必要的奢侈型消費也要列入《消法》。劉俊海表示，隨著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將來會有很多消費者可能會購買一些私人的小游艇，甚至小飛機。但是從消費層次來講，生存型消費、發展型消費、享受型消費、奢侈型消費都應該納入進來。

　　而除了物質型消費品以外，《消法》還應該囊括文化生活、精神生活、教育生活、體育生活，甚至衛生生活等方面的消費品。絕對不能把消費者的消費需要僅僅理解為吃飯的需要或者僅僅是穿衣的需要，是吃穿住行、衛生、體育等各個方面綜合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只有這樣才能全面構建消費者友好型社會，才能打造在諸多消費品行業的民族競爭力，因為最苛刻的消費者會促生最具有競爭力的企業家。

　　此外，圖書消費，甚至網絡上虛擬商品的消費活動及著作權作品的消費等，都將納入到《消法》。“這是建設創新型國家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鼓勵老百姓文化消費，提升自身競爭力的同時，也提升了民族競爭力。所以將來《消法》一定要把文化生活消費作為重要調整對象，絕對不能讓它獨立于《消法》之外。”劉俊海強調。

　　建議建立產品召回制度取代三包

　　“我們希望在修改后的《消法》中引入產品召回制度。現有的‘三包’制度只是解決點到點的問題，而召回制度則是解決點到面的問題。所以召回制度對消費者的保護更為根本。”劉俊海認為。

　　三包是零售商業企業對所售商品實行“包修、包換、包退”的簡稱。產品召回制度與三包制度是對一個產品或服務分別從兩個方面進行的約束制度。依照目前法律法規，以汽車為例，召回與三包都是為了解決汽車出現的一些質量問題，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但在法律依據、對象、范圍和解決方式上存在區別。

　　劉俊海認為，《消法》應明確產品的召回制度，增大經營者對缺陷產品的主動義務，對于不履行該義務的法律代價應該遠遠大于召回的成本并明確公開召回的情況。對于三包制度，應當適當延長，尤其是應當降低退換貨的條件，增加質量不良經營者的經營成本，增大消費者的保護力度，使得經營者主動提高產品質量，否則單單一個產品召回制度和三包制度就能淘汰一個不注重產品或服務質量、不講誠信的企業。

　　除此之外，劉俊海還強調，此次修改可能會進一步強化商家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力度，提高廣告欺詐的違法成本。現在對于廣告欺詐的處罰，大多停留在工商局的罰款，這遠遠不夠。除了追究商業責任外，還要追究廣告代言人和相關媒體的責任。尤其對于在黃金時間播出兒童不宜的廣告的，要加大處罰力度。(記者 李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