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上午的采訪調查，記者發現，自己和許多關心“高明顯”是誰的人一樣：可能錯怪他了。

　　“高明顯”是被人在北京市發布的“經濟適用房市級備案結果公示”網頁上發現的，因為他的身份證號是18個連續的“1”，而被冠以“最牛身份證號”。尋找“高明顯”一時成為媒體和網絡的熱點。之后，北京宣武區住房保障辦公室聲明18個“1”只是替代碼，不是身份證號，該申請人為刑滿釋放人員，戶口曾注銷，目前還沒解決住房和戶口。北京市住房保障辦公室也公布了這位申請人的一些具體信息。

　　至此，這件事似乎已經明確，但是媒體和網絡仍抱質疑。以往各地經濟適用房出現的問題，往往并不簡單。比如武漢經濟適用房搖號時出現六連號，經媒體曝光有關部門查明，實質為官商勾結，5名涉案人員被抓獲歸案。

　　事件果真還在向前發展。央視的一名評論員在節目中曝出，“高明顯”還同時出現在廉租房的申請名單里，而此時他的身份證號碼，不是18個“1”，而是18個“0”。另外，在同一份廉租房已備案結果的公示里面，可以搜到的廉租房里有20個人的身份證號全都是“0”，只不過有的是18位，有的是15位。

　　原來擁有“最牛身份證號”的并不只是高明顯一人。質疑聲再次四起。

　　9月3日，有媒體報道，北京市住保辦副主任趙成解釋：22名使用身份證替代碼的申請人中，有9名人員屬于勞教勞改服刑時被注銷戶口，刑滿釋放后沒有及時辦理身份證；有兩名是使用軍官證和退伍證進行登記的軍人；有11名是使用了2007年以前對身份證號沒有強制性要求的廉租住房申請表格。

　　這位副主任說，出現這種情況既有申請人的特殊原因，也存在著工作中的技術性問題。相關區縣住保部門考慮到解決一些符合申請條件的特殊人員家庭住房困難，以及在2007年以前因當時使用對填寫身份證號沒有強制性要求的廉租住房申請表格，暫時以特殊替代碼的形式進行了登記備案，對替代碼的公示信息沒有進行必要的注解說明。

　　9月3日9點多鐘，記者打電話到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新聞中心，要求對這個事件進行采訪。一位工作人員接聽電話，聽完記者的采訪要求后，這位工作人員反問：“難道你沒有上網嗎？今天有關這件事的解釋其他新聞媒體都已經報了。”

　　于是記者詢問，那么對于這個事件就不再進行正式的新聞發布，或者在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的網站正式公布了嗎？這位工作人員的答復則是，報道我們對于這件事的說明的媒體是老牌新聞單位，說的已經很清楚了，還讓我們說什么？

　　但這樣的解釋難以令人信服。政府工作受到質疑，予以澄清時，應該采用正式的方式。而記者一直關注其官方網站，卻沒有從上面得到一點信息。另外，還讓人生出許多新的疑問：公眾尋找“高明顯”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為什么等到又找到20多個全部是“0”的身份證號，有關部門才出面解釋？為什么這些特殊代碼有的是“0”，而有的卻是“1”？“技術性問題”為什么提前沒有想到？

　　也許有人替“高明顯”鳴不平：憑什么給他扣上那么多帽子，什么“史上最牛身份證號”“高明顯太明顯”；一位評論員還從全部是“1”的身份證號上，推斷出他是“北宋人士”，距今快900歲了；一位教授則諷刺“高明顯”應該改成“高暗箱”，一種公開的暗箱操作——顯然這些說法，可能給當事人造成一定傷害。不過，帶給他傷害的，絕不是想把事件真實挖掘清楚的媒體和廣大公眾。這些人不厭其煩地搜索尋找，出發點無非是對政府信息公開的不信任。

　　由此，即使我們錯怪了“高明顯”，也還是應該繼續較真兒。

　　致力于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的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李楯教授，在了解了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后認為，原因之一是，轉型期社會的信任鏈條發生了斷裂，其中包括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以致于出現一些問題，政府解釋之后仍得不到公眾的接受。

　　原因之二是政府有些部門對事件的處置能力太差。具體到“高明顯”這件事，完全可以提前把規則制定好，比如對于刑滿釋放人員、復員轉業軍人、歸國人員等特殊人員，事先制定一大類特殊代碼，這樣既能不涉及隱私不傷害具體人員，又能做到公正公開。

　　原因之三則是涉及到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的具體政策。李楯教授認為，此類政策在制定時是政府關著門制定，執行時，也沒有做到打開門執行，如此出現質疑非常正常。其實，如果有些政策在制定時廣泛吸納公眾意見，完全可以做到公平和效率兼顧。

　　面對從這件事上折射出的一些問題，李楯教授建議，對于有過“不良記錄”的政府部門要修復自己的公信力，亟須提高對各種事件的處置能力，同時制定政策時盡可能多地吸納公眾參與。(記者 李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