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貸傳聞甚囂塵上，加息聲不絕于耳，房地產市場更掀波瀾。北京部分銀行或將個人首套房貸7折利率調高至8.5折，二套房貸利率則升至貸款基準利率，未來可能繼續上浮(《中國證券報》1月25日報道)。

　　信貸政策收緊與其說未雨綢繆應對通脹，不如說是擔憂經濟過熱苗頭重現。2009年四季度的經濟增長率達到10.7%，盡管有上年基數較低的因素，但這一增長率顯然已達到國民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此外，部分行業出現相當規模的過剩產能。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過剩的產能主要不是經濟下滑造成既有產能的開工不足，而是在這一輪大規模投資計劃實施中最新形成的。2009年投資占GDP比例已經高達67%，而如此高的比例在中國經濟歷史中絕無僅有。

　　上述擔憂最直接的后果是觸發加息預期。但從國內外情況看，加息時機并不成熟。從國內歷史看，加息舉措一般發生在經濟增速連續兩個季度在10%以上。從此意義上講，2010年一季度的GDP增速至關重要，如果經濟增速連續兩個季度位于過熱區間，國內加息條件浮現。但全球化進程使得人民幣升息的時機和幅度，還要考慮美聯儲調整利率的時機和幅度。全球化大背景下，熱錢將奮不顧身地撲向率先升息的國家。而美國通脹壓力并不顯著，上半年很難踏上加息路。

　　各類政策，不論是真收緊，還是假預期，初衷無疑是防止經濟大起大落，防脫韁后難以收拾。但從此角度而言，各類政策的出臺不應當成傳統行政手段的回歸，更切忌圍追堵截式的一窩蜂，否則必致調控大起大落。“一刀切”的總量控制工具，既缺乏針對性，又對經濟傷害巨大。如果過于偏重數量型調控，而忽視結構型調整，豈不白白給了熱錢抄底的機會。

　　從房地產市場調控可窺一斑。由于特殊的性質和地位，房地產價格在歷次宏觀調控中必然首當其沖。其實，房地產早已不單是一個價格問題，調控房價也不是讓房價一味下行，而是應引導社會財富分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目前，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幅度已經遠遠地超出了社會平均勞動力價值的提升幅度，不僅低收入家庭買不起，連中等收入家庭也望而卻步。另外，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以及房地產消費“散戶時代”的到來，國內游資與海外熱錢相互匯集，通過銀行杠桿的放大效應，刺激了房地產市場上的追本逐利行為。由此，投資需求正取代自住需求而成為住房增量需求的主要力量。

　　投資型占主導的市場現狀反映了房地產的“市場失靈”。同醫療、教育一樣，住房也應該體現社會保障的應有含義，應該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結合起來。同時，住房供給結構應多樣化，以滿足不同收入階層的需要，而不是將低收入者排斥在外。自住型購房力爭限價，投機型購房力求限量,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要實現“三個為主”的合理定位，即以居住為主、以市民消費為主、以普通商品住房為主。(史晨昱 工行總行高級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