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視自己為“死馬當作活馬醫”的人。白血病讓這個33歲的青年變得消沉。每天凌晨5點，邵振波睜開眼，衰弱地躺在大慶市油田總醫院的5樓病房里，開始長達16個小時的輸液過程。

　　他血管里的血小板已經越來越少了，這摧毀了他89公斤重的身體。然而更可怕的是，希望正從他心里消失。電話里，他幾次哽咽，有時候在沉默里偶爾發出幾聲吮泣。他已在這張靠窗的病床上躺了大半年，卻居然說不出窗外的樓房是什么顏色。

　　然而僅僅在不到一年前，大慶市廣播電視大學的計算機教師邵振波，生活還充滿希望。他喜歡上網，閑暇時經常和朋友去喝啤酒、吃燒烤。盡管有些寡言，人們卻經常見到他臉上有些害羞的笑。

　　即使是2006年7月被診斷出患有白血病之后，他也沒有感到特別絕望——經過檢測，他和弟弟的配型“6點全合”，而且因為發現及時，病情還處于慢性期。醫生告訴他：只要當時進行造血干細胞移植手術，可以有80%的成功率。“如果到了晚期，成功幾率就很小了。”

　　“這算是不幸中的萬幸吧。”邵振波一邊這樣暗自欣慰，一邊開始盤算著花銷：手術費用大概要40萬元，自己工作12年，有大約20多萬元的積蓄，還差10多萬元。這時候，他想到了住房改革以后，遲遲沒有發到自己手中的“住房補貼”。

　　1998年開始的全國住房改革，同樣波及大慶。按照大慶市房產管理局的相關文件，在1998年以前參加工作的人，可以按照規定一次性獲得住房補貼款。邵振波1995年參加工作，他算了算，自己能拿到9萬多元。

　　盡管之前沒有拿到這筆錢，但是因為情況特殊，邵振波并不太擔心。湊錢，成功手術，繼續生活，他甚至打算好了康復以后的旅行。

　　可是如今，已經接到了白血病晚期診斷的邵振波，只能反復用嘶啞的聲音重復著他的疑問：為什么我遲遲拿不回屬于我的錢來救命？

　　“沒有辦法，上頭有政策。”這是他提出要求后，從學校領導那里得到的答復。大慶市教育系統統一實行的政策是：只有在結婚并買房的前提下，才能領住房補貼。

　　他聯系市教育局辦公室，一名工作人員在電話里用同樣的政策回應了他。

　　此前，當邵振波向負責房改管理的市房產管理局房改科咨詢時，工作人員的答復是：大學教師住房補貼的發放，由市教育局具體負責實施。

　　“你也知道，我現在這個樣子，結婚一定是沒有指望了。”至今單身的邵振波說到這里，聲音一沉：“如果命都保不住了，我買房子還能給誰住？”

　　他一次次找到校領導，希望能“特殊情況特殊對待”。而沒有決定權的校領導，也只能一次次告訴他這事兒得“研究研究”。

　　這一研究就是7個月。這7個月里，每月只領取400元工資的父母雙雙退休，弟弟也找到了一份月薪300元的工作，而邵振波，只能躺在醫院里苦苦等待。

　　2007年3月30日這天，沒有等到房補的邵振波，等來了白血病晚期的診斷書。這意味著，最佳治療時機已經錯過。

　　他堅持著來到學校附近的一家網吧，進入了一個熟悉的網上論壇，半是傷心半是憤怒地敲下了《我何時能拿到本該屬于我自己的錢來做移植手術呢》的帖子。不過，在這個充滿了“求救”、“控訴”類字樣的論壇上，他的疑惑看上去毫不起眼，并未引來什么關注。

　　而這樣的疑惑，似乎也并未傳到相關部門的耳中。4月2日下午2時許，大慶市房產管理局房改科的王科長接到記者電話，第一反應是：“我怎么不知道這事？”

　　“他應該按正常的程序上報讓我們研究一下，怎么直接就通知了媒體？”王科長在對媒體監督表示歡迎的同時，有些著急。

　　“他是1998年前參加工作的嗎？他是無房戶嗎？”在拋出的一連串疑問得到肯定答復之后，他小聲嘟囔道：“不對啊，他們教育系統都發到2001年的了。”

　　“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政策困境？他應該先跟我們聯系啊，我們政府單位就是為群眾服務的窗口。”重復強調這句話之后，王科長表示他需要先“核實相關情況”。

　　就在幾乎同一時間，在醫院里等待化療的邵振波接到校領導電話，得到的消息仍然是，他的情況需要去找教育局領導“再研究一下”。(張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