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土資源部執法局副局長郭寶平7月8日表示，國土資源部關于“小產權房”的報告已上交國務院，提出初步政策：新發生的一定要嚴肅查處；歷史形成的，要由地方政府妥善處理；第三個原則就是，決不能讓開發商在小產權房中占便宜。(昨日《新京報》)

　　看來外界所認為的“松綁”，不過是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一種說法。而北京發改委6月的一份文件，也曾引發人們對小產權房合法化的遐想。該文件提出，有條件地允許已轉讓的農民自住房上市交易。由于社會上將此解讀為小產權房解禁，北京市發改委相關負責人不得不澄清：上市交易的農民自住房并非一般的農民宅基地上的自建房，即小產權房，《意見》里的相關規定均是針對北京“綠化隔離地區建設”而言的。

　　雖然困難重重，但小產權房解禁仍值得期待。如果允許農民宅基地流入市場，農村宅基地的流轉權由市場定價，農民直接參與農村土地分配，土地利益鏈條將完全拆散重新組合。這意味著土地使用制度的變革。

　　據國家有關資料統計，被征土地征用費的收益分配比例為：地方政府占20%至30%，企業占40%至50%，村級組織占25%至30%，農民僅占5%至10%。上海市社科院提供的數據表明，農村集體及農民所得到的農地征用價格大概為出讓價格的1/10，而農地出讓價格又大概是農地市場價格的1/5。從積極意義上看，小產權房解禁可讓農民進入土地資產渠道，分享土地收益，減少城市化過程中的貧民，從整體上減少了社會成本。

　　小產權房解禁還可以促進農村土地集約化。耕地減少與土地需求的增加是目前的一個主要矛盾，而去年被批準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成都、重慶一直在低調探索，突破口就是農村宅基地的流轉和集約使用。今后在成都試驗區內，集體建設用地將擁有與城鎮建設用地幾乎等同的地位，可以進入土地有形市場公開出讓，并可申請辦理土地使用權登記，宅基地也可在一定條件下通過房屋聯建、出租等方式流轉。

　　當然，小產權房解禁，政府將面臨以下難題：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如何保證？如何彌補以高價獲得土地的開發商的損失？如何彌補以高價購房的購房者的損失？

　　最重要的是，如何實現第三個原則，“決不能讓開發商在小產權房中占便宜”，這句話衍生開來，就是不讓農村土地流轉與小產權房成為新一輪既得利益者的盛宴。由于在定價博弈中，農民具有天然劣勢，避免農民得到小筆補償而失去日后保障，是政府首要考慮的問題。在此過程中，有必要加重農民的博弈砝碼，讓農民持有地票入股公司，分享日后紅利，或者干脆像我國臺灣地區一樣，讓農民持地或者持票坐等地價升值，都是不錯的方法。關鍵是讓農民獲得土地資產的溢價，一勞永逸地解決城市化即農民成為城市貧民的難題。農民獲得土地流通權，自然會保護自己的利益，開發商與地方政府的非正常溢價途徑也就被封堵了。

　　困難不是改革停滯的理由，土地市場一場自下而上的改革已初露端倪，其意義不在小崗村承包之下。

　　日前，備受關注的宋莊宅基地房糾紛案中的兩起案件在法庭的主持下和解。而與此同時，宋莊鎮政府一份《宋莊鎮農村宅基地流轉辦法指導意見》，規定農民有權處置房產，無權處置宅基地，村民一旦賣掉房產，就視作放棄了宅基地的使用權。經過村民代表大會集體表決后，村委會有權收回宅基地并將使用權轉給藝術家。村委會所得使用權轉讓收入將按地塊大小平均分配給村民。農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試驗試點正在不斷地總結經驗，在適當的時機再提交國家立法機構，通過立法來解決。

　　其實，改革可以趕上市場化的腳步，有關虧損可以通過市場差價來彌補。

　　立法解決應該有建設性，關上小產權房大門，相當于關上土地產權變動的大門，關上農民分享土地資產收益的大門，與目前各地的土地市場化努力背道而馳。（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