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國土房管局新出臺的《廣州市房屋租賃管理規定》(以下簡稱《管理規定》)，頗有些“亂世用重典”的意思。《管理規定》明示：出租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承租人從事無照經營行為而出租房屋，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立即停止出租行為，沒收違法所得，并處2萬元以下的罰款；將房屋出租給承租人從事危害人體健康、存在重大安全隱患、威脅公共安全，以及破壞環境資源的無照經營行為的，會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

　　———可爭議之處不在于50萬元的巨額罰金，而在于，第一，什么叫“應當知道”？這個“應當”的龐大空間由誰來詮釋，是常理，是公序良俗，還是直接由公權力拍巴掌說了算？第二，即便確認了“應當知道”，出租人，或曰房東，憑什么該承擔這么重大的責任？這屬于民法上的連帶責任呢，還是參照了刑法上的窩藏、包庇罪？

　　細細分辨，兩大選項都難以符合。連帶責任講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連帶義務人之間有擔保、合伙、代理、共同侵權、共同債務等民事關系，出租人與承租人顯然不在此列，他們的租賃合同與承租人從事無照經營的違法行為并無藕斷絲連的關系。

　　至于窩藏罪、包庇罪，那更差之遠矣。無照經營，只有數額巨大，才有可能構成非法經營罪，才有理由驚動刑法之手；況且，租賃本是光明正大的社會行為，窩藏與包庇皆追求隱蔽性，怎么說，兩者都無法拉郎配。

　　所以，《管理規定》的這條規范，只好用一個古代的法律名詞來形容，那就是“連坐令”。

　　連坐令并非中國刑法的特產，但唯有在古中國的法制史上，它才得以發揚光大。論刑罰的打擊、威懾范圍，怕是連凌遲、炮烙都比不上連坐，因為前者只及于一人之身，后者則施予九族之命。

　　它風行于宗法社會，在現代社會則舉步維艱。因為這兩類社會之更替，可以用法學家亨利·梅因所言的“從身份到契約”來概括。追求平等、自主的契約精神之本身，就是對“連坐令”的反動。

　　問題由此明晰化。出租人與承租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是基于身份，還是基于契約？房東難道還要當政法保姆？這些問題正如小蔥拌豆腐般一清二白。對此，還使用“連坐令”的鬼頭刀，直叫人懷疑時代倒退了五百年，或者，立法者必定另有所圖———聯想那50萬元的巨額罰金，有關部門別不是藉此搞創收？

　　打擊無照經營等違法行為，人人有責，房東自然難以逃避。但這里的“責”，是出于每一位公民對法律之公義的維護，而非出租人的特殊身份。

　　出租人把房子租給承租人，肯定要弄清楚其身份———所以《管理規定》稱，出租人將房屋出租給無身份證明的個人，由公安機關處以警告、月租金3倍以下罰款，這條我們則全力擁護。但核準身份過后，承租人從事什么活動，并不需要出租人充當寸步不離、無孔不入的監視者。

　　換言之，他們之間除了租賃關系，并無其它關系可言，由此決定了出租人無須承擔連坐性質的責任。(羽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