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州市國土房管局制定了《廣州市房屋租賃管理規定》，其中，“將房屋出租給承租人從事危害人體健康、存在重大安全隱患、威脅公共安全，以及破壞環境資源的無照經營行為的，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的條文赫然在列。(近日本報報道)

　　以罰款方式，對極少數收租金而包庇非法活動的房東給予懲戒，是必需的。然而對于這項新規，筆者卻認為對房東的要求過于嚴苛，矯枉過正之下甚至有轉嫁自身管理責任的嫌疑。

　　比如新規規定，出租房屋者“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承租人從事無照經營行為”，否則就要被處以罰款。“知道”還是“不知道”，執法者據何判斷？模棱兩可的“應當知道”又該如何界定？難道承租人從事危險行為，事先會告知房東？還是他們額頭上寫著“危險分子”的字樣？而要作為普通公民的房東去從事偵查、辨別良惡的工作，這不是強人所難嗎？

　　對于房屋出租人的責任，《治安處罰法》第五十七條作出了明確規定，罰款不過幾百元上下。廣州市出臺的這個《房屋租賃管理規定》，有關部門罰金數額卻動輒上萬甚至數十萬。罰款創收的執法思維仍很有市場的當下，誰敢確保明明“不知道”的房東，不會被執法者冤枉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處以罰款？誰敢保證5萬到50萬元不等的執法空間，不會為少數執法者中飽私囊提供便利？

　　盡管房東想賺租金就要履行一定的義務，配合相關部門監督租房者行為是否合法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必須承認，房東也是普通公民，且非打擊違法犯罪的行家，不應被迫承擔連帶責任。使人懲惡不錯，但不該公權拿罰款做要挾。若人人都被逼成“治安專家”，納稅人還養活職能部門干嘛？(趙登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