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價、小產權房、保障房、閑置房、物業糾紛，這是當下中國居住領域，人們普遍關注的焦點，亦是矛盾最為突出、最為難解的難點。之所以難解，是因為現有利益格局的頑固。然而，若不能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官商勾結、行業性欺詐、炒買炒賣等種種社會問題仍將繼續存在，從而影響著中國居住的健康發展，以地產為核心的混亂局面亦不可能得以徹底扭轉。

　　★采寫/《小康》記者于莉娟 葛婧 陳勇

　　難點一：房價的理性在哪里？

　　用房價收入比來批評中國的樓市，這在2006年以來就成為房地產領域的一個主要議題。在2009年春天北京社科院戴建中和地產大亨任志強的一場爭論中，以房價收入比來判斷房價的走勢成為辯論的焦點。據北京社科院的估算，北京市住房收入比高達23：1，遠遠超過國際上6：1的數字，這是普通老百姓遠遠不能承受的房價。基于明年大量保障房投入市場的樂觀預期，戴建中號召人們“一直要堅持到房價理性回歸，個人能承受再買房”。

　　聯合國人居中心出版的世界人居報告中曾指出，在對50多個國家的首都城市進行調查后認為，一套住房的合理價格應在居民年收入的2至3倍，如達到5倍時，大多數人就會無力購買，市場就會出現問題。發達國家的住房市場，其房價收入比基本上在這個范圍內。而中國則高達20倍以上。

　　但是，地產界業內的一位資深人士在接受《小康》采訪時認為，生搬硬套地把西方國家房價收入比的數據搬到中國是不合適的，中國人對住房以及對房地產的消費行為和消費模式都有較大的差異。“在西方，一般都是公民個體或一對夫妻供一所房子，而中國的老百姓則會舉全家之力購房。”然而，四個老人一輩子的積蓄，外加夫妻兩人未來三十年中大部分收入來買一套住房，這樣的消費是否瘋狂？在當前的中國，這樣的住房消費成為了一種普遍的現象，多年來房價一路狂飆，但我們依然保持了世界上較高的住房自有率。“這也就客觀上造成了一種統計上的矛盾：一方面是中國居高不下的房價收入比，另一方面又是高居不下的住房自有率。”

　　支撐中國高房價的背后有這樣一個現象：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中城市，許多住著過百萬房子的白領，在夜色降臨時，悄悄在稍微遠離家的地方擺起了地攤，賣什么的都有，只要能增加一些收入。中國房地產行業獨立評論家牛刀指出，現在一百萬的房子，其使用價值，也就是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購買力所對應的價值，其實只有四五十萬，實際價值就更低。但是，中國的白領階層卻偏偏要多付出一倍的價錢才能住得上這個房子。如果經濟一直向好，GDP每年保持在兩位數以上的增長，盡管壓力很大，也許還能夠撐下去。如果不是這樣，那么他對未來并不樂觀。

　　從供需角度來看，支撐民宅房價的力量源于住房的三種價值，即居住、投資、投機。

　　當房屋作為投資需求時，決定房價的力量是房屋租金，國際上通常用租售比來表示。所謂租售比是指每平米使用面積的月租金與每平米建筑面積房價之間的比值。所謂租售比是指每平米使用面積的月租金與每平米建筑面積房價之間的比值。中國財經傳媒人聯盟特約觀察員時寒冰指出，國際上衡量房產運行良好的租售比一般標準為1：200-1：300。而目前我國的房價遠遠超出國際警戒線。以北京為例，其租售比基本是在1：500-1：700這個范圍之內。不少人所購買的房屋如果用于出租還不足以償還銀行利息，甚至在房屋快報廢時還不能收回投資。這說明，房屋也不再具有投資價值。

　　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過去的幾年里，房價一直在瘋狂地上漲。時寒冰認為，這主要是房屋的投機價值被投機者利用的緣故，即通過低買高賣房屋來獲取價差。

　　但每年新增的住房供應以及因投資、投機沉淀下來存量房數量驚人，同時政府在加大社會保障性住房的供應。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從長遠來看，這些也會成為促成房價理性回歸的因素。

　　難點二：保障房如何覆蓋中低收入群體

　　地產商任志強認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應形成兩種格局：地產商給富人們蓋房子是天經地義的，市場就得要按供需主導的市場規律來辦事，這是鐵律，中西沒有差異，和道德、倫理無關。而政府則要通過保障房的建設保證經濟收入低下群體有房住，不至于流離失所。

　　業內多數人的看法是，理想的國家住房制度應該是分層次的，國家要做到“兩頭保”，最上一層是高度商品化的住房市場，最下層的是低端的保障房建設。

　　然而，在過去的很多年，資金制約成為地方政府解釋保障房建設障礙的主要理由。

　　但中國房地產及住宅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包宗華質疑：沒有房改以前，我們國家窮的要命，那時地方的財政收入比現在少幾十倍，卻解決了60%的人的公房居住問題。現在財政收入增加了幾十倍，反倒一小部分都解決不了？

　　“在去年以來的宏觀經濟下滑,中央及地方財政收入放緩的情況下,4萬億投資依然將一大部分投向保障性住房,可見中央的決心”。北京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陳國強指出，這說明國家“保民生”的方針沒有變。當然一些地方政府以及房地產中的既得利益集團不斷通過偷梁換柱的做法，減少政府的住房保障責任，也把越來越多的人推向了市場。時寒冰提醒這種情況值得警惕，同樣的資金，以何種方式投入，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以備受推許的新加坡住房市場為例，只有占住戶總數3%的富人由開發商提供住宅，收取很高的土地出讓金，入住后收取高額物業稅，而對占住戶總數80%的中低收入者則提供由政府控制戶型和房價的房屋。這就意味著，絕大多數的民眾的居住問題都應該劃分在政府的責任范圍內。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敢從民眾的居住問題中賺取巨額利潤，已經出臺住房法的國家，幾乎無一不強調政府對住房問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把住房問題完全交給市場去解決，導致民眾遭受掠奪本身就是政府的失職。持續下去，很容易給社會的穩定埋下隱患。”時寒冰認為，以下這樣一個住房格局能夠較好地解決問題：低收入者，政府提供廉租房(大約20%)；中等收入(偏下)者，政府提供廉價經濟適用房(大約50%)；中等收入(偏上)者，購買限價房(大約10%)；高收入者，去市場購買商品房(大約20%)。

　　政府的份內事兒是提供低端廉租房為主的保障房建設，而高端商品房市場的發達不但有利于中國財富的積累水平，也能為政府提供較高的稅收。同時，國家也應當兼顧保障公平和激勵競爭的有機結合，對利用納稅人資源建造起來的廉租房，應以保障住房資源的最高效和節約利用為原則，而且一定要完善退出機制。

　　難點三：小產權該不該轉正？

　　有一個國家的修路方法是，鋪好草坪不修路，讓人們隨意去踩，時間長了，在穿行最便捷的地方人們踩出幾條曲曲折折的小路，于是政府就在這些踩出的痕跡上修出最實用的路來。小產權房就是中國房產市場這實用的小路。

　　要住在遠離城市的農村，那里公共設施落后，交通成本較高，并且，購買小產權房難以辦理土地使用證、房產證、契稅證等合法手續，潛藏著房屋質量、物業管理、違規拆遷等諸多風險。按理說，這不應當成為理想的選擇，但在目前的房地產格局下，這又成為了相當一部分人的現實選擇——最主要的理由是便宜。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起，小產權房的歷史已經有十余年，這些年，隨著商品房價居高不下與新農村建設步伐的加快，小產權房越建越多。

　　2007年建設部副部長鹿心社指出，截至2007年上半年，全國“小產權房”面積已經達到66億平方米，相當于2007年地產銷售高峰時期的10年銷售量。到現在已達70多億平方米。而1997-2008年12年間，全國開發商建設的商品住宅竣工面積總共不過69.5億平方米，銷售面積38.55億平方米；也就是說，小產權房比開發商建設和銷售的商品住宅面積還大得多。

　　北京房協住宅學術委員會委員蔡金水介紹，在北京，小產權房屋的交易量已經達到商品房交易量的兩成。北京市規劃部門僅在通州就發現了百萬平方米“小產權房”，未發現的可能更多。這些“小產權房”比相鄰地區的商品房價錢低一半甚至2/3以上。

　　但小產權房一直未獲轉正。在深圳傳出小產權意欲轉正的消息后，國土資源部再次表示堅決查處小產權房。按照國土資源部的說法，“小產權房”是違法建筑。

　　小產權房雖然不能辦大產權，但是通常項目都是合法的，有的是屬于舊村改造項目；有的是新農村建設項目；有的是旅游景點配套項目，或是生態園立項等等。總之，都是披著一個“合法”外衣的，否則規劃等有關部門不會批準建設，水電市政部門也不能給通水通電。不合法的原因，是他們賣給了城里人。按照我國《土地管理法》規定，如果要在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上進行商品房開發建設并出售，必須先經國家征收，轉為國有土地，再出讓給開發商，開發商向國家交納土地出讓金等稅費，最后建房后出售給購房人。

　　但政府查處小產權房的動機和合理性始終受到質疑：“為什么政府強行低價征用農民的土地，再高價賣給開發商，從中漁利，建成房子高價賣給居民合法；而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房，低價賣給居民，讓老百姓得到實惠，反倒不合法了呢？”蔡金水反問。

　　時寒冰認為目前急需要做的是：第一要盡快給小產權房立法，我們應該看到，在高房價的深圳在政府保障性住宅不能大量供應的情況下，為社會提供小產權房，也能解決一部分民生所需，并能緩解政府保障的滯后。現在的小產權房，只有一個難題，那就是確認交易權。我們現在的商品房其實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產權，也只有70年的使用權，我們為什么不能以這種方式給小產權房流通和交易的空間呢？比方說，我們可以給小產權房定為50年或者40年的產權，性質都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