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自己的小天地”

　　就在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為“蝸居”所困時，工作在一些沿海城市化前沿地帶的新生代農民工開始向“住有所居”邁出一大步。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廈門市市長劉賜貴在職工之家福建代表團駐地接受半月談記者專訪時介紹，廈門在工業開發區附近建設專門的外口公寓，為來廈務工人員提供居住生活環境，而已成為高級技師的農民工，可享受廈門市人才引進政策和人才住房政策。劉賜貴透露：“最近，我們正在研究保障性住房覆蓋到符合一定條件的農民工，擴大廉租房、公寓房供給。”

　　上海寶山、閔行、奉賢、青浦等郊區，都有一些屬于新生代農民工的小天地。走進位于寶山區永清路的創業公寓，便能感受到強烈的“農民工社區”的氣息，公寓內超過300套房只租不售，這使得公寓成為外來務工人員的“新村”。公寓里多半住的是年輕人，一居室900元至1200元不等的月租將這群注重消費的群體過濾沉淀了下來，他們從事各行各業：酒店服務員、個體戶、機械工人……還有黑車運營者。

　　來自重慶的26歲的孫元娟來上海已有5個年頭，經過幾次輾轉后目前和妹妹各租一套一居室。上網、夜宵、逛街、聚會，是從事海鮮干貨生意的這對姐妹主要的業余活動。“周圍迪廳、飯店、K歌都有，而且不貴，很對我們的胃口。”妹妹說。

　　為了融入城市，不住工棚宿舍

　　與孫元娟相比，來自四川巴中的廚師鄢興敏也是2004年來到上海，目前仍然和妻子一起與親戚們合租一套住房。不到6年里，鄢興敏隨著工作的變換已經住過4個地方，但這一次次輾轉并沒有讓他從合租走向單租。他告訴記者，這并不是經濟問題，關鍵是合租后互相有個照應，廚師出身的他經常幫親戚家做飯，晚上8口人一起圍坐吃飯，更是其樂融融。

　　華東師大社會發展學院教授文軍總結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關鍵：政策制度、社會關系、個人能力。在相同的政策制度下，社會關系為自身發展提供保障，也能讓他們在適應城市生活的路上少走彎路。

　　在上海的建筑工地工棚里，80、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一般不多見了，工棚對于年輕的打工者來說變得陌生起來。與其說是新生代農民工對住房有要求，不如說是他們對城市生活有追求。工棚甚至宿舍并不能給他們想要的城市生活或者“類城市生活”。

　　來自湖南長沙的張晶晶今年22歲，2008年來到上海后先后在一家包裝企業和平面設計公司打工，住過2次集體宿舍，都是3人一間，十來個平方米，沒有娛樂設施。晚上聽MP3成了她打發時光的唯一選擇。兩份工作加在一起才做了不到3個月，各種主觀和客觀的原因讓她覺得“包吃住”的工作臨時性太強。“因為工作變動大，總感覺我的生活也不屬于這里。”張晶晶如是評價她的宿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