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產品是準公共產品還是市場化的一般產品？

　　我國住房保障是要搞大保障還是小保障？國家應不應該在保障低收入家庭基本居住權利的同時，保障中等收入家庭以合理的房價收入比買得起房？

　　我國住房保障制度是需要實行三三制還是雙軌制？如果反對住房三三制，請提出反對的理由。如果贊成雙軌制，請用百分比等數字說話，提出保障性住房覆蓋的范圍和解決中等收入家庭住房的途徑。

　　請提出你講“中國房地產沒有泡沫”的理由。

　　請提出你講既不符合保障性住房條件又買不起房的人群“買不起房是他們的恥辱，活該”的理由。

　　請表達對于重慶市長黃奇帆提出的“高端有遏制，低端有保障，中端房價與老百姓收入相匹配，是我們一種比較理想的城市住房模式”的觀點以及重慶市三項住房新政改革的看法。

　　應該說，上述問題是很多人想問任志強的。而對李明而言，他渴望與任志強及其他不同意見者進行一場觀點的交鋒。

　　“可能此前各方對于住房制度的觀點不太一樣，這并沒有什么關系，而且未來的住房制度本身就應該是一個求同存異的結果，而不能是僅僅代表一方利益。有事攤開來講，道理越辯越明嘛。”李明說。

　　在李明看來，兩個萬言書的相同之處在于，都認為現行的住房制度存在嚴重的弊端，必須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不同之處是各自思路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對立的。任志強的萬言書一半是忠言，一半是謬誤：忠言表達了改革的愿望，謬誤代表了開發商利益集團對于住房新政的抵制。

　　住房保障立法成眾望所歸

　　《法制日報》記者發現，盡管兩個萬言書存在著激烈的觀點交鋒，但有一點是雙方所共同渴望的，那就是以法律的形式對未來房地產市場的發展給予明確而且效力更高的規范。

　　任志強在他的萬言書中提出，“問題不是出在監管上，而是出在制度上，沒有好的制度就根本不可能有有效的監管，尤其是制度中的執法權不是在司法機構而是在制定制度的管理者一方，監管就更加不可能有效了。最簡單的監管是將合理制度下的監管權向司法部門轉移，變成任何人都可以用公開訴訟的方式對市場運行進行監管，這才是最有效的公民監管……核心的問題在于制度的滯后與法律的不嚴肅性，因此只好拼命地用監管來管理市場，結果市場的好壞不是由市場決定的，而是由官員們的責任心決定了”。

　　此外，任志強還認為，保障性住房更應該納入法制的軌道。“政府應擴大和嚴格執行保障性住房體系的建立以對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給予保護。尤其是應該用立法的方式強制納入各級人大監督的預算，將土地收益的合理比例部分投入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設中，并對地方政府予以問責”。

　　李明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兩個萬言書都承認，過度市場化使政府將市場化的商品房變為所有居民解決住房的唯一途徑，必然讓被排除于保障之外的民眾沒有了其他選擇，只能進入市場去拼搏。應該問責的是政府住房保障制度的建立和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工作，也應對此進行嚴格的考核。要明確保障的對象和保障的方法，而不是利用公權力借保障性住房的名義滿足收入再分配利益集團的欲望。

　　兩個萬言書也存在一些不同之處。任志強認為，每次地方政府試圖用行政權力對市場進行管制時，都會對部門的權利進行一次再分配，以增加權錢交易和腐敗的尋租機會，讓本來由市場決定的事情變成了由權力決定的事情。而“二次房改”派認為，應該加大對交易秩序的監管，對于違反規定非法獲得城鎮保障性住房、公共住房、公共租賃住房和農民宅基地者，屬于國家公務人員和國家財政開支人員的按照貪污論處；其他人員按照詐騙論處，嚴厲打擊利用公權力和各種非法手段在保障性住房和公共住房中牟取不正當利益。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目前，社會上對一次房改中的偏差和缺陷已經產生了廣泛認同，并指出了其中兩大弊端：

　　貨幣化補貼政策與市場房租房價嚴重脫節。業內人士認為，切實可行的住房貨幣化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住房實物供給充分，二是貨幣化住房補貼的數額能夠跟上房價和房租的實際漲幅。但在1998年決定實行住房貨幣化改革時，中國并不具備上述兩個條件。

　　保障性住房建設與供給缺乏制度保障。從原則上說，城鎮居民住房保障對象應當包括城鎮中低收入家庭和進入城鎮的長期務工人員。但在實施過程中，許多城市都面臨無法準確界定住房保障對象的尷尬局面，政府很難有效地核實經濟適用房購房者的實際收入水平。

　　在此次由“二次房改”派發起的論壇上，劉明惠提出，“應盡快實施住房保障法，用法律的形式糾正一次房改的缺點”。

　　“住房保障法已經列入住建部和國務院法制辦今年的立法計劃，如果今年不能出臺住房保障法(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也應該在明年全國兩會上作出說明。”李明說。

　　據遲夙生介紹，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在今年兩會之后已經把她的議案轉交到國家發改委、住建部、國土資源部等有關單位辦理。

　　而在研討會現場的一位財經媒體記者稱，侯淅珉曾向他透露，住宅保障法草案很快會和公眾見面。（杜曉 任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