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明確中等收入的界定，那么最終政策的施行會淪為一種‘表態’。”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郭巍青認為，國家如果接下來明確要探索中等收入家庭住房問題，首先應該確定人群界定的大原則。而上海也有開發商表示，他們在等待進一步的細則出臺，再決定是否要進入這一塊新領域。

　　合理界定是關鍵

　　根據新華社的報道，近日，建設部副部長姜偉新表示，將采取三大措施，在著力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同時，把幫助中等收入家庭解決住房問題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大膽探索如經濟租用房等新途徑。這也是建設部對于解決中等收入家庭住房問題的首度探索。

　　從目前建設部所了解的情況看，地方解決中等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辦法，目前主要有兩種，即限價房和經濟租用房。

　　姜偉新表示，建設部對現階段我國住房政策，基本上有了一個比較明朗的政策取向：低收入家庭主要通過廉租住房解決，外加經濟適用住房；中等收入家庭根據各地實踐可以采取限價商品房和經濟租用房的辦法解決；高收入家庭主要通過市場解決。

　　“根據統計局的統計口徑，家庭收入被分為三大類，分別為高、中、低。其中，高收入和低收入分別占比20%，此外，中等收入占60%的比例。如果再進行細分，中收入又被分為‘中上’、‘中中’與‘中下’，同樣各占20%比例。此外，針對中等家庭，各地還沒有更權威的解釋出臺。” 廣東省房地產業協會會長、建設部住房政策專家委員會委員蔡穗聲對《第一財經日報》稱。

　　“實際上，目前國家連‘低收入’都沒有界定完善。” 郭巍青認為，目前各個城市所解決的低收入群體住房問題，更多的還是“雙特困戶”的概念。“但是，雙特困戶的人群只是低收入群體中很少的一部分，例如在廣州，真正享受政府低收入住房保障政策的，也只有4000多戶。這肯定不是國家所指的‘低收入群體’概念。”

　　所以，郭巍青認為，不論是低收入群體住房，還是中等收入家庭住房保障，“一定要有基本統計資料做分層，否則就是一種‘表態’，很難確定是否能夠落到地方實施的實處”。他認為，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中央出大原則，希望各地政府都出臺具體標準，所以“分類”工作不容回避。郭巍青在研究中發現，由于我國的金融信用體系還不完善，所以中國居民的收入也并非十分透明，在這樣的情況下，對于何種“中等收入”可以享受國家政策優惠，可以以“稅收”作為一個判斷標準，通過納稅的多少，判斷是否應該享受國家政策，而納稅額不夠的，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對其住房問題予以解決。

　　開發商有參與空間

　　“關鍵在于兩方面：第一，中等收入家庭的標準如何界定；第二，各地的制定標準與中央的政策如何統一。”上海本地的一位開發商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他們對于國家政策所傾向的這一領域有興趣，也希望能夠有機會做類似的項目，但他們認為首先要綜合考慮成本、風險，以及可操作性，之后再做開發計劃。

　　對于保障住房，綠地集團董事長總裁張玉良今年1月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認為，“保障住房除了國家統一安排的之外，各地的供應一定會上升，而不會下降”，而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規定，對于經濟適用房，簽訂合同政府即付30%預付款；封頂之后付款90%。之后，政府將建成的房屋收回，進行統一銷售。從這個角度來說，類似政府保障住房更有保障。

　　但也有開發商認為，目前有些地方政府“以計劃的形式做市場”，就是即使在開發商進入這一市場之后，也僅僅是充當建造上的角色，最終的分配還是由政府完成，而往往因為政策執行的“界定”原則沒能最終確定，建成的經濟適用房也只能暫時擱置，最終“放了幾年就不經濟了”。(郝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