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三大困境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趨向有著決定性影響，即房地產業的發展困境、全球金融危機的強力沖擊和產業升級困境。然而，當前人們對這三大困境發展態勢判斷的認知存在著較大分歧，并由此形成了宏觀調控政策選擇上的論爭。

　　大量數據表明，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下降通道初步形成，但未來經濟運行究竟會勾勒出一條何種形狀的波動曲線尚不明朗。筆者認為，有三大困境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趨向有著決定性影響，即房地產業的發展困境、全球金融危機的強力沖擊和產業升級困境。然而，當前人們對這三大困境發展態勢判斷的認知存在著較大分歧，并由此形成了宏觀調控政策選擇上的論爭。

　　三大困境的基本表現

　　上述三大困境之間既存在一定的相互聯系，同時又從不同方面對中國宏觀經濟產生著強大的擾動力。

　　　1.房地產業的發展困境。

　　從改革開放之初到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的國民經濟活動主要圍繞以“吃”和“穿”為主導的居民消費結構而展開。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居民消費結構實現了以“住”和“行”為主導的重大升級，進而帶動了房地產業和汽車業的發展。同時，住房制度的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強化了房地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產業地位。與居民消費結構的重大升級相適應，中國進入了重化工業化階段。經驗證明，在任何重大產業結構調整的初期，必然伴隨著較高產業利潤率的出現。而在重化工業高額的產業利潤率的吸引下，近幾年來大量資本涌入房地產業。然而，土地的壟斷性決定了房地產業并非是充分競爭產業。在非理性預期、投機等多種因素的推波助瀾下，中國的房地產價格出現“井噴式”上漲。與此相反，房地產市場發展所最終依賴的基礎性因素——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卻日趨萎縮，重化工業化初期的高額利潤大多為企業和政府所占有。無論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在短期內仍很難彌補它與過度透支的房地產價格間的巨大落差。改善民生的唯一辦法是降低房地產價格。但是，降價將造成兩個后果：第一，房地產價格高企的根源之一在于地方政府高昂的土地出讓金，后者更具有剛性，降低價格首先會極大地壓縮開發商的利潤空間，進而削弱開發商進行房地產投資的積極性，從而引致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收入的減少和地區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的減緩。第二，利潤空間的過度壓縮可能會導致大量房地產企業的破產，進而嚴重累及房地產業利益共同體——金融業。因此，上述后果所涉及的利益主體——地方政府、房地產企業和金融企業，在房地產價格的理性回歸中表現出較多消極性，而恰恰是這些利益主體對于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擁有更多的發言權和主導權。

　　2.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強力沖擊。

　　本輪全球金融危機源于美國次貸危機。事實上，目前金融體系較低的開放水平構成了全球金融危機輸入中國的“防火墻”，因而，在總體上，次貸危機對中國的金融業影響較小。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主要表現在：次貸危機的廣泛蔓延嚴重削弱了主要依賴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物質性產品的發達國家的居民消費能力，使外貿依存度較高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的出口急劇大幅度滑坡。同時，受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中國一些出口型企業倒閉、破產。上述兩方面構成了短期內中國經濟衰退跡象凸現的重要因素。

　　3.產業升級困境。

　　一般認為，產業升級是一個中觀概念，是較長時期內的經濟行為，與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關聯度不大。然而，近期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表明，現階段產業升級已經成為影響宏觀經濟波動的重要因素。產業升級包括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深化創新兩個方面。承擔著中國經濟增長重任的東部沿海地區的制造業，主要以低端化的加工組裝產業環節為主，面對驟然而至的國際國內不利因素，該地區的大量制造業企業難以應付，難以通過產業深化創新開展自救，陷入了難以自拔的經營困境。針對這種狀況，各級政府試圖通過推進產業升級來達到舒緩經濟衰退的目的，但產業升級特別是產業深化創新，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即“籠”易騰，而“鳥”難換，從而形成了產業升級的困境。毫不夸張地說，產業升級能否解困是當前中央政府最為擔心的重大經濟問題之一，因為它不僅決定了長期內中國經濟能否轉型成功，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本輪經濟衰退的程度和經濟復蘇的時間。

　　三大困境基本態勢判斷和政策選擇的爭論

　　上述三大困境的緩解、擺脫，牽涉到各方利益的重新調整，甚至會重構新的利益格局。因此，不同利益群體對三大困境基本態勢的判斷及其政策主張具有較大的分歧。

　　首先，房地產業的矛盾焦點集中在“要不要繼續降低房價”、“要不要救市”等問題上。幾年來的緊縮性宏觀調控政策，使大量開發商的資金鏈條日益緊繃，然而，市場成交量和房價依然日趨背離。以通過獲取土地出讓金換取大量財政收入的很多地方政府和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的開發商，主張救市，以保持房地產價格的平穩。而對于廣大居民來說，反對救市，降低房價，在促進其居住條件的改善方面可能更具有直接性。針對這兩種截然相反的主張，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地方政府和開發商所宣稱的“降價必將嚴重危害到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對此，各地的具體情況不同，中央政府無法給出一個統一的答案。所以，無論地方政府是否采取“救市”政策，目前宏觀調控部門除另辟蹊徑采取降低買房者房貸首付比例、減免有關稅收、降低貸款和公積金利率等刺激房地產消費的“非保房價”政策外，基本保持靜觀其變的權宜態度。

　　其次，針對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的嚴重影響，宏觀調控部門出臺了提高幾千項勞動密集型和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商品出口退稅率的政策。毫無疑問，在短期內，該項政策有助于出口額的恢復和挽救出口型企業。但有觀點認為，中國一直在強調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及結構，該政策是迫于形勢壓力的無奈之舉，若將出口退稅率的調整作為一種行政手段頻繁使用，短期雖有助于中國外貿穩定，但長期卻不利于中國經濟質量的提升。事實上，后者真實地反映了保持短期內宏觀經濟穩定和改變傳統的“兩高一資”、“加工組裝”型產品主導型出口模式，以產業深化創新促進產業升級之間的尖銳矛盾。

　　最后，近期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急轉直下，使“產業升級”這一在2008年點擊率頗高的詞匯，面對具有更強迫切性的“保增長”要求，暫時退居次要地位，大量應急性宏觀調控政策逐步推出。筆者認為，重化工業化階段的特征決定了產業升級意義上的經濟轉型已經成為未來一個時期必須加以解決的重大課題，否則，不僅建立在高能耗高污染基礎上的粗放型、低端化的傳統發展模式，由于在開放條件下受國際環境影響過大，在國民經濟體中內生出較以往更加強烈的不確定性，進而大大強化宏觀經濟運行的不穩定性，而且，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這是長期內從根本上實現國民經濟質量提升，進而提高國家競爭力的一次歷史性機遇。2008年三季度，廣東省經濟增長相對較為平穩的表現，與該省一直大力推進的“產業結構升級”密切相關。因此，正確評估當前宏觀經濟運行中“產業升級”的貢獻，探尋產業升級的推進政策和應急性宏觀調控政策之間的平衡點，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大問題。

　　三大困境下的宏觀調控政策選擇

　　針對三大困境，宏觀調控部門究竟應該采取何種對策呢？筆者認為，以下方面必須加以考慮。

　　第一，關于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部門當前推行的旨在刺激房地產消費而“非保房價”的調控思路是正確的。這一方面符合政府宏觀調控職能的一般規則，另一方面也符合建立內需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趨向。需要指出的是，在圍繞刺激居民買房推出一系列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同時，應給予居民可消費的空間，即真正推進社會保障住宅體系的大規模建設，打造以擴大內需實現宏觀經濟軟著陸的物質基礎，因為它不僅能夠刺激居民最終消費，而且是擴大投資、維護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方面。對于多年來房地產市場中過度商業化的部分，應當繼續堅持緊縮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使一部分不法房地產開發商破產，進而達到促進房地產價格理性回歸和重新調整房地產市場資本配置格局的目的。對于地方政府，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在近期內采取切實措施調整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分配關系，多予少取，降低地方政府對“入不敷出”甚至財政破產的憂慮，弱化地方政府繼續通過土地出讓金獲取收入的內在激勵；另一方面，監控地方政府的救市政策，不能任其自由發展，防止實施以“救”開發商為目的的“自利”政策，否則將會導致中央政府所倡導的以擴大內需來推動房地產市場發展、熨平宏觀經濟波動的目的落空。

　　第二，針對出口的大幅回落，應當深刻認識到，盡管存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強大沖擊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但其實質性根源是產業深化創新的乏力。因此，后兩大困境實際上是不同視角的同一問題。如前所述，中國已經進入了實現產業升級意義上的經濟轉型的關鍵時刻，為此，中國宏觀調控的基本理念和宏觀管理戰略應當進行根本性調整，也就是說，針對本輪經濟衰退的宏觀調控和針對今后國民經濟宏觀管理的最重要基點應當是產業深化創新。對于日前公布的2008年三季度和9月份走低的GDP增長率，并不能證明中國經濟必須要通過大規模宏觀調控政策來延緩其衰退，相反，它為人們敲響了產業升級的警鐘，如果產業深化創新依舊乏力，中國經濟很可能進入長期低增長的陷阱。另外，中國為經濟轉型滯后已經付出了足夠大的代價，繼續以短期應急性宏觀調控手段而非立足于產業深化創新穩定宏觀經濟運行，不僅會加劇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更為重要的是可能會永久失去打造經濟強國的歷史性機遇。

　　第三，對于基于產業深化創新的宏觀調控所導致的經濟增長率的短期下滑，可以通過產業結構升級來加以彌補。廣東省率先通過實施發展金融、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等措施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可持續增長，為再次激發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活力提供了一定的參照系。對于中西部地區，則可通過財稅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工業化進程等實現其較快增長，為全國經濟的平穩運行提供保障。以城鄉一體化建設為契機，縮小城鄉與地區收入差距，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刺激民間消費的快速增長，也是彌補經濟增長率下滑的重要手段。(作者樊繼達 李江濤 單位：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