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A對陣銀聯”背后：只為緩解美國經濟危機

　　諸多媒體猜測，美國向WTO提起關于電子支付供應商在中國受限的申訴，可能是“VISA封堵銀聯境外通道”事件的升級。但專家卻表示，事件的原因并不在此，美國是想借此事，達到迫使人民幣升值的目的，最終轉嫁美國經濟危機帶來的不良影響

　　9月16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主頁信息顯示，該機構已向WTO提起兩項針對中國貿易糾紛案的磋商請求，其中一項是關于美國電子支付服務供應商在中國受限的申訴。

　　USTR主頁上顯示的磋商請求聲明稱，美方認為，中國人民銀行從2001年開始實施一系列措施讓中國銀聯“壟斷”中國國內的銀行卡結算，并稱“中國不公平地對待外國電子支付供應商的做法，違反了中國開放金融服務業市場的承諾”。

　　據報道，商務部在發給有關媒體的書面回復中也稱，“中方認為，我有關銀行卡電子支付的措施是符合我世貿承諾的”。

　　不過截至發稿前，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聯并未對此事作出官方回應。

　　而就在3個月前，剛剛發生了一場“VISA封堵銀聯境外通道”的口水戰。也許正因如此，不少媒體認為此次美國向WTO的申訴，是VISA和銀聯之間爭斗的升級。

　　9月25日，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秘書長李憲鐸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稱，美國的此次申訴，目的可能并不僅僅在于中國的電子支付市場開放，“美國可能還有促使中國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以及促使人民幣升值，并借此緩解美國經濟危機影響的目的”。

　　中國信用卡市場巨大

　　事實上，今年3月份就有外媒報道，美國三大發卡商VISA、AE(美國運通)和MasterCard(萬事達)同美國貿易代表會談，欲向WTO狀告中國將他們阻擋在市場之外。

　　而據記者了解，國外發卡商進入中國市場的途徑多是跟中國銀行合作，發行雙幣卡。

　　信用卡專家董崢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由于雙幣卡在中國進行人民幣結算必須走銀聯通道，而在國外進行外幣消費則既可以走銀聯，也可以走VISA或其他卡通道。重要的是，走銀聯通道可以省去貨幣匯率兌換的成本，從而導致VISA等國外發卡商不僅很難在國內銀行卡市場上分得一杯羹，國外市場的收益也受到了威脅。

　　與此同時，中國的信用卡市場則在不斷增長。

　　央行發布的《一季度支付體系運行報告》稱，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全國累計發行銀行卡21.69億張，同比增長14.9%，而僅一季度我國銀行卡消費業務10.49億筆，金額2.15萬億元。

　　“只要中國結算市場未向國外發卡商開放，這個利益爭斗就不會結束。”董崢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于是就有了2010年6月的那場“VISA銀聯口水戰”。

　　只不過，這場“戰爭”在媒體熱炒之后，并未有任何實質性結果。

　　但國外機構試圖進入中國銀行卡市場的腳步并未停息。在3月份美國三大發卡商欲向WTO“告狀”的消息傳出半年之后，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向WTO提出了申訴，將中國銀聯與國外發卡機構之間的市場爭斗上升到了國家層面。

　　目的在于轉嫁經濟危機

　　對于美方關于“中國未能履行開放金融市場承諾”的說法，李憲鐸并不認同。他表示，中國是基本履行了入世承諾的，而且近些年對外開放的程度也很大，“我們實際上是越來越開放”。

　　“此次關于中國電子支付市場的申訴也許只是個幌子。”董崢如此告訴記者。

　　在董崢看來，一系列事件的發生都是有“時機性”的，“事實證明，3個月前媒體熱炒的‘VISA封殺銀聯’的消息，只是VISA為了配合其在南非世界杯上的‘品牌營銷戰’，而絕非只是很多專家所稱的‘利益之爭’”。

　　“南非世界杯上隨處可見的VISA的大廣告牌也印證了這一點。”董崢補充說，中國收單市場上的利益之爭一直存在，但為何偏偏在這些節點“出事兒”，值得思考。

　　具體到此次美國向WTO申訴的事情，董崢認為，從今年3月起就傳出美國三大發卡商要向WTO狀告中國的消息，“但為何這件事情到現在才又被關注，可能也是個時機問題”。

　　在李憲鐸看來，這很可能是美國轉嫁經濟危機的一種做法。

　　據記者了解，美國媒體也報道稱，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桑德爾•萊文(SanderLevin)在就此事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的做法對美國的工人、農民和商業造成了傷害，影響了美國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的提供。

　　“但我一直堅持，誰家的孩子誰抱，誰的困難誰解決，美國的問題不能通過轉嫁到別的國家來解決。”李憲鐸說。

　　至于銀行卡市場和美國就業問題間的關系鏈條，李憲鐸則說“其實有點繞”。

　　“美國一直認為中國低估了人民幣，要求人民幣升值。進入中國電子支付市場，美國很可能找到所謂的人民幣被低估的‘證據’。”李憲鐸補充說，當下不少中國人有銀行卡支付的習慣———水電、煤氣也可以通過銀行卡來繳納，而一旦美國公司進入了電子支付市場，他們就可能掌握中國人的消費水平、消費習慣，然后找到有利于美國的“價格比例”，“比如一個漢堡美國賣1美元，中國可能賣5元，結合當前的匯率水平，他們就可借此稱人民幣被低估了，要求人民幣升值”。

　　而一旦人民幣升值，中國的外貿將會受到負面影響，“中國企業要么提價，要么倒閉”，相應的，美國經濟則可能有所改善。

　　但李憲鐸認為，這種簡單的“漢堡包理論”是不合理的，因為中國從小麥種植到面粉加工再到面包烘焙、售賣等一系列的人力成本都偏低，不能簡單通過對比中美漢堡包的絕對價格，從而作出人民幣是否被低估的判斷。

　　“商業存在”是申訴成功關鍵

　　無論美國此次提起關于電子支付市場的申訴的目的為何，作為WTO成員，中國都要對此作出回應。

　　記者通過查詢《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DSU)得知，WTO爭端的解決主要分為以下幾個程序進行：首先磋商，其次斡旋、調解，最終和解或設立專家組審查。

　　其中，磋商是爭議解決的最初必經程序，有關當事國在收到磋商請求后10日內應對磋商請求作出答復，并應于自磋商請求提出后30日內開始磋商；有關爭議當事國可以在充分自愿的基礎上，隨時將其爭議提交第三方斡旋、調解解決，對斡旋調解程序沒有嚴格時間限制；如在收到磋商請求之日起60天內，磋商未能解決爭端，則起訴方可請求設立專家組。

　　截至發稿前，記者尚未看到中國方面公開對美國相關磋商請求的答復。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院長莫世健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根據中國入世時的承諾，信用卡、貸記卡等服務是包含在開放的銀行業服務中的，要通過“商業存在”開放。

　　商業存在是指一成員的服務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員境內建立商業機構(附屬企業或分支機構)，為所在國和其他成員的服務消費者提供服務。

　　據了解，VISA、MasterCard、AE、JCB等國際發卡商均在中國設有代表處。

　　“中國對銀行卡市場的確是開放了，但開放到什么程度是另一回事兒。”董崢說。

　　莫世健告訴記者，如果美國此次申訴成功，還可能會影響到我國的外匯管制制度。

　　“美國的發卡商很可能要求組建自己的結算平臺，并要求用外匯結算。這與我國當前的外匯管制制度肯定會產生沖突。所以在電子支付市場上，要開放到什么程度，需要相關部門仔細討論后才能決定。”莫世健補充說。

　　而提及中國電子支付市場的開放性，李憲鐸認為在當前情況下即使要開放，也應該遵循“先國內再國外”的原則，先允許國內的支付機構發展起來，充分進行市場競爭后，再允許國外相關商業機構進入，“不過由國內到國外的過渡時間不應太長”。（記者 肖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