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貶值引全球匯率爭端:貨幣體系缺陷是根源(2)

　　后危機時代的另外一個烙印表現在發達國家所采取的超常規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客觀上加大了新興市場國家的本幣升值壓力。目前，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復蘇態勢仍然疲弱，主要任務仍然是刺激經濟增長。這其中，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極大地壓縮了進一步推行刺激性財政政策的空間，同時令貨幣政策成為更現實的工具。日本已于本月5日意外宣布降息以及一項“全面寬松貨幣政策”，而美國更是通過美聯儲恢復購買資產以維持其資產負債表規模，向市場傳遞出可能推行新一輪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信號。盡管美聯儲的這一信號尚未變成現實，但上周發布的9月份議息會議紀要卻大大加強了其發生的幾率。相比之下，新興市場經濟體雖然危機期間也曾大規模放松貨幣政策，但由于危機后各國反彈迅速，部分國家甚至出現了經濟過熱和通脹壓力，包括巴西、印度等在內的國家已經選擇加息，更多的國家則處于相對強勁的加息預期之中。這樣，發達經濟體的持續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新興經濟體醞釀中的加息形成鮮明對比，也大大增加了后者幣值升值的壓力。為此，印度、韓國、泰國、中國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巴西、哥倫比亞、秘魯在內的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央行今年都曾有過干預外匯市場的舉動。

　　在上述背景下，近期美元的大幅主動貶值則頻頻煽風點火，成為加劇本輪匯率爭端的最直接誘因。美元的這一波大幅貶值起始在于美聯儲恢復購買資產并釋放重啟量化寬松政策的信號。那么同樣是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為什么危機期間的那一次實施不僅沒有令美元走軟，反而令其走強呢？李向陽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在美國實施上一輪量化寬松政策時，幾乎所有其他國家也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寬松策略，這樣美元投資者就不用擔心貨幣幣值被稀釋。而眼下，歐洲央行更多關注如何部署退出戰略，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央行此前已經啟動加息(盡管目前受美國影響進一步的收緊舉動可能要大大推遲)，這樣美國就成為發達經濟體中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相比于日本)表態可能要量化寬松的國家，從而令投資者有了美元貶值以及美國國內出現通脹風險的擔憂。

　　李向陽表示，盡管此番美元貶值名義上是市場行為，因為政府和美聯儲并沒有直接干預市場，但其所做出的包括向市場進一步注入流動性這樣的決策卻是主動行為。這種主動性對于美國來說是必要的，符合其經濟利益。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的未來5年內令美國出口翻番戰略要求美元貶值。要實現出口翻番，美國需要幾個條件。第一也是最直接的就是默許甚至主動尋求美元貶值，以此提高其出口產品在價格上的競爭力。第二是寄望于美國以外的經濟體，通過其他國家的需求增加來彌補美國的內需不振，以改善其出口業績，顯然這也很難實現。一方面，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仍然處于艱難復蘇的進程中，需求萎縮的局面短期內難以改善；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雖然到目前為止復蘇強勁，但其經濟更多依賴出口和投資而不是消費的局面短期內難以改變，也不大可能幫助美國擴大出口。第三是大幅提高美國出口企業競爭力，目前來看這在短期內同樣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任務。由此看來，如果沒有美元貶值，奧巴馬的出口戰略將淪為一紙空談。事實上，危機過后美國政界學界都曾經提出過重簽“廣場協議”的建議，即通過美元對別國貨幣的貶值來緩沖其貿易逆差。然而，今天的背景與上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簽署時的情況已大不相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愿意再輕易在匯率上總是平白做出讓步。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方面只有借助市場名義來尋求美元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