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被死亡”追蹤：證人稱領導要其編造假證明

　　“‘被死亡’教師自己負主要責任、后果自負，這難道就是我們奔走9年盼來的公正的處理結果嗎？”6月28日，韓福平對中國青年報記者氣憤地說。

　　2001年，邢臺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畢業的韓福平被分配至河北任縣舊周學區任教。可是從2001年6月到任縣舊周學區報到至今，她從來沒有機會站在這個本來屬于她的講臺，也沒有領取過一分錢的工資。更為荒誕的是，2004年年底，她已被任縣有關部門以死亡為由取消了編制。(見本報2010年6月7日《河北任縣一青年教師“被死亡”》)

　　6月23日，任縣紀檢委公布了相關調查結果和處理意見。任縣紀檢委提供的《張永輝反映韓福平公職被取消問題的調查處理情況》(以下簡稱《處理情況》)對韓福平的“定性及處理意見”為：2001年6月到舊周學區報到后，經學區多次通知一直未到崗上班，本人自始至終未與學區校長、會計、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和縣有關部門見面，此行為是本案發生的根源，韓福平本人應負主要責任。縣紀委常委會研究決定，維持縣有關單位對韓福平作出的停發工資、注銷名單的原處理結果。

　　韓福平告訴記者，在任縣紀檢委最新的調查結果中，對一手制造她“被死亡”的責任人，只認定縣編辦副主任賈增申作為審核人員應負一定責任，為此，縣紀委對其進行了誡勉談話。再沒有任何人被問責。

　　上班“口信”是否捎到，雙方各執一詞

　　在《處理情況》中，任縣紀檢委調查認定：(2001年)6月20日麥假開學幾天后，韓福平沒有按時到崗上班。舊周學區多次安排人員給韓福平捎信到崗上班。舊周學區便在此后上報各種工資、醫療保險等報表中，均不再填寫韓福平的各種信息。2004年12月，縣編委辦在編卡轉換編制證書時，依據舊周學區上報的單位編制報表(舊周學區未上報韓福平)，停發了韓福平的工資。

　　6月28日，任縣紀檢委副書記尼文波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根據紀檢委調查，舊周學區曾先后通過4人給韓福平“捎口信”，通知其上班。這4次“捎口信”，都因為韓福平沒在家，只是通知到了韓福平的哥哥、嫂子。

　　尼文波以“保護證人”為由，拒絕向記者透露“捎信人”的姓名。

　　韓福平的嫂子2007年因病去世。任縣紀檢委工作人員苗國棟向記者表示，今年6月，任縣紀檢委向韓福平的哥哥韓春林核實，“韓春林說，在街上遇見本村的一個人，說：韓福平分配了，讓你們去辦手續呢。”苗國棟稱，調查時他曾追問韓春林是否轉告了韓福平，韓春林表示記不清了。

　　“任縣紀檢委的調查混淆了‘通知報到’和‘通知上班’這兩個概念。”張永輝強調：“只是有人捎口信說通知我們報到，百分之百沒有人到家里通知讓韓福平上班。”

　　他介紹說，2001年6月，由于他和妻子韓福平在邢臺市打工，得到消息前去報到時，的確比其他分配人員晚。

　　當時在舊周學區“麥假”期間，他們找到正在地里干農活兒的學區會計于江海，“我把報到手續交給于江海，并詢問我們報到還需要辦什么手續，什么時候能上班？”張永輝告訴記者，于江海當時答復說，這樣就算報到了，何時上班等通知吧。但此后再沒有等來上班的通知。

　　舊周學區究竟有沒有“捎口信”通知韓福平上班，雙方各執一詞。為此任縣教文體局副局長劉桂剛也向記者承認“捎口信”的做法不規范，并表示今后類似情況教育部門應出具“通知書”，“省得打口頭官司”。

　　河北師范大學行政法學碩士生導師王寶治認為，舊周學區通過“捎口信”的方式通知韓福平上班的做法是法律不認可的。

　　在王寶治看來，第一次上班與日常上班的行為是不同的。第一次上班是確定工作關系的第一步，是很關鍵的一個“點”。“作為這樣一個關鍵點，顯然不能以‘捎口信’來通知。”他認為，舊周學區通知韓福平上班作為一個公權力行為，必須以正式的方式、程序、路徑來實現，而口頭、電話，均是非正式的，公權力行為畢竟不同于私權行為。

　　任縣紀檢委副書記尼文波并不認同這一說法：“那么多人都通知到了她的‘至親’，她的‘至親’沒有通知到她，法律應該追究她‘至親’的責任。”

　　處理意見前后180°大轉彎

　　“媒體對我‘被死亡’的報道是6月7日見報的，在這之前的5月31日,任縣紀檢委已向我們通報了調查結果和處理意見。”韓福平說，最近，任縣紀檢委又產生了新的調查結果和處理意見，兩者差異巨大。

　　張永輝告訴記者，5月28日，任縣縣委常委、紀檢委書記趙貴生在和他的電話交談中表示：紀檢委就他們夫婦反映問題的調查報告已經出來了，在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的同時，縣紀委常委會已準備向縣委常委會提交恢復韓福平公職的建議了。

　　對于韓福平的質疑，尼文波解釋，按紀檢部門工作程序，首先是受理群眾反映的問題，然后對受理問題初核。如果有關人員可能要被追究黨紀、政紀或者法律責任，可立案調查。“5月31日之前，只是對張永輝反映的問題進行初核。”

　　對此，河北師范大學行政法學碩士生導師王寶治認為：“紀檢委不具有國家公權力的行使權。對于一個普通公民，紀檢委不應介入調查，也無權對一個公民作出涉及人身權的決定。”

　　在韓福平夫婦看來，正是由于不滿媒體輿論監督，任縣有關部門才“賭氣”改變了處理決定。

　　張永輝在向記者提供他與趙貴生的談話錄音的同時，還向記者提供了方曉山(化名——記者注)和他在6月25日的談話錄音。張永輝告訴記者，方曉山正是韓福平哥哥韓春林在接受紀檢委調查時所說的在街上碰到的告訴他韓福平已被分配，讓去報到的那個人。

　　在這份錄音中，方曉山承認給韓春林“捎口信”通知韓福平報到，并不是受舊周學區委派，而是在“私下里”從舊周學區有關工作人員那里得知這一消息，在街上告訴了韓春林。

　　方曉山還向張永輝介紹了媒體有關報道見報的當天，他被有關部門叫去了解“捎口信”問題時的情況。

　　錄音中，方曉山告訴張永輝：“一到那，劉桂林(舊周學區原校長)就說，叫給他整一個捎信叫上班的(證明)，他說，光說捎信叫報到不頂事了，非叫說是上班的。”方曉山告訴張永輝，他寫了證明后，有關人員與他談了兩次話，也讓他改了兩次。“弄出來(證明)，談了改，改了以后他們看，看了后又談話，整，整了又不行。”最終方曉山還是沒有證明為通知韓福平上班而“捎口信”，改了兩回仍沒“通過”。

　　方曉山還在錄音中說，當有關人員得知他是從舊周學區一位工作人員私下里告訴韓福平分配這件事的，工作人員“半黑夜”就把這名工作人員叫了來。“縣里幾套班子商量了一黑夜。那伙人一黑夜也沒睡。”

　　方曉山說，在讓他出具證明的過程中，任縣教文體局局長達志省還曾找他談話，“他說網上給咱上網了，把咱縣里評論的啥也不是啥，咱得維護咱縣里利益，得站出來，咱得說公道話、實事求是地說話。”

　　當記者到任縣教文體局核實這一情況時，工作人員稱達志省出差了。

　　工資“被冒領”，仍有多處疑點

　　在采訪中，關于以韓福平名義發放的工資“被冒領”的幾個問題引起了記者的注意。

　　6月28日，任縣紀檢委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們在查閱任縣財政局保存的以韓福平名義發放的2001年10至2004年11月的工資表時，發現韓福平的工資一直在“漲”。

　　《處理情況》認定：韓福平的工資折下發后，因其未在崗上班，工資折一直在原舊周財政所扣押。從2001年10月起薪至2004年12月停薪，工資共計1.8萬元，原舊周鄉財政所所長韓桂貞分多次以本人名義支取，其中8475.57元挪用于原舊周民辦和代課老師工資等項支出，剩余9524.43元為韓桂貞個人貪污。2008年5月，任縣檢察院認定韓桂貞貪污9524.43元。因韓主動退回全部貪污贓款，韓桂貞被免于追究刑事責任。

　　今年6月2日，記者曾采訪韓桂貞。韓桂貞對記者表示，在他的印象中，韓福平的工資卡是2002年年底到的他手里，而從工資卡發放到他手中這一年多，有誰拿過工資卡他并不知道。將韓福平工資卡上的錢用于鄉雜支也是當時的鄉領導授意的。

　　韓福平的工資卡是什么時候、怎么到的韓桂貞手里，究竟是誰讓韓桂貞挪用了8475.57元，這筆錢究竟又用作了什么？

　　對此尼文波表示，“對這些在辦案過程中出現的新線索，要另案處理。”

　　但韓福平夫婦認為：“今年5月31日，我們之所以沒有在紀檢委的調查報告和處理意見上簽字，就是因為在究竟是誰冒領了我的工資這些關鍵環節上有疑問。”

　　張永輝說：“除了對韓福平的態度來了個大轉彎，看似熱熱鬧鬧實則蜻蜓點水地處理了幾個相關責任人，新出爐的調查報告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

　　本報記者 樊江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