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認為制定人民調解法正當其時

　　“隨著我國各方面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各種利益關系的不斷調整,社會已經進入了矛盾凸顯期,各種矛盾、紛爭不斷出現,因此,起草制定人民調解法十分必要、十分及時。”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近日分組審議了人民調解法草案。審議中,常委會組成人員和列席會議的人員,對人民調解制度的作用、立法的必要性以及草案的框架和主要內容給予了充分肯定。

　　人民調解發揮了非常重要作用

　　“調解制度是中國特色的糾紛解決機制,在國際社會享有很高的聲譽,被稱為‘東方經驗’。”陳斯喜委員介紹,人民調解是與行政調解、司法調解并列的大調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民調解在調處民間糾紛、化解矛盾、促進基層穩定和社會和諧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

　　陳斯喜委員介紹,人民調解同其他的糾紛解決機制比較,有四個突出的特點:

　　——體現了民間性。人民調解委員會是農村、城市基層群眾性的自治組織,是基層群眾自治的一項重要內容和實現形式；

　　——體現了便捷性。人民調解的程序非常簡便、靈活,也不收費,十分便利,是一種便捷的糾紛解決機制；

　　——體現了平等性。在人民調解當中,糾紛各方當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也沒有原告、被告的說法,調解員跟糾紛的各方地位也是平等的,調解員主要以自身的威望、知識進行調解。人民調解員不享有什么權力,調解協議是在自愿的基礎上達成的,而不像審判、仲裁那樣作出判決、裁決；

　　——體現了協商性。人民調解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互諒互讓的過程,使矛盾在各方心服口服的情況下得以解決。

　　需要從法律上確立調解的地位

　　“調解制度體現了中國人‘不愿意打官司’的傳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光大,確實需要很好地堅持下去,并很好地發揮它的作用。”陳斯喜委員同時指出,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近幾年來,我國人民調解制度在現實中發揮的作用與它應該發揮的作用不相稱。全國共有人民調解組織80多萬個,人民調解員490多萬人,形成了覆蓋廣大城鄉的人民調解工作網絡。但是從調解的案件來看并不多,人民調解組織在2009年調解的民間糾紛是767萬多件,調解的成功率是97.2%。每年767萬多件是什么概念呢?分布到80多萬個調解組織,每個調解組織一年只調解10件,分布到每一個調解員當中,每年每人就調解一件多。

　　陳斯喜委員認為,現在的農村、城市的基層,糾紛還是大量發生的,說明大量的糾紛不再到調解委員會,而是尋找其他解決辦法了。這就需要我們反思,需要從法律上加強調解委員會的作用。

　　“這些年來,人民調解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確實是新形勢下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種好方法、好形式、好途徑。”李傳卿委員也認為,在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各種矛盾凸顯疊加的今天,各級黨委和政府應當更加重視和支持人民調解工作。

　　李傳卿委員建議,人民調解工作要普遍推行,重點在基層,增強人民調解工作的廣泛性；要推動全社會重視調解協議的執行,提高人民調解工作的權威性；要關心和尊重人民調解員,切實保障和充分調動人民調解員的積極性。

　　黃鎮東委員說,無論是從人民調解的優良傳統,還是調解工作在化解民間糾紛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績,特別是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社會結構變動,利益格局調整,各種矛盾凸顯,都需要規范人民調解工作。同時,這部法律是中央批準列入本屆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中的一部法律,它對今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也是很有意義的。

　　有必要依法加大人民調解力度

　　“人民調解法是一部重要法律,特別是在當前社會矛盾突出、情況錯綜復雜的情況下,依法加大人民調解工作力度非常有必要。”虞云耀委員說,人民調解和司法調解、行政調解同樣重要,應當互相配合、協調、補充。

　　虞云耀委員認為,現在有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需要解決,人民調解是一個好辦法,而且中華民族有這個傳統,解決民間糾紛不一定打官司,打官司一是時間長,二是要花錢,有的也不一定能夠解決問題,很多矛盾通過人民調解就可以解決問題。

　　“1989年國務院公布施行了《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在條例的基礎上形成法律,有很好的基礎和多年的實踐經驗,建議這部法律草案能夠在審議修改后快一點通過。”虞云耀委員提出。

　　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雙戰也認為,人民調解法是一部很重要的法律,它涉及到13億人民的切身利益。

　　草案的規定富有特色符合實際

　　“人民調解法出臺以后,和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相配合,形成中國特色‘大調解’的基本格局,也構建了維護我國社會和諧穩定的第一道防線,非常有必要,富有特色。”吳雙戰委員指出,人民調解確定的性質是人民調解和民間調解的定位,而且依據這個定位提出了平等自愿的原則,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這種提法富有特色,符合實際,而且邏輯表述非常嚴謹。這部法律草案確定了人民調解協議有法律效力,一方不執行,他方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以后,可以強制執行。這些明確后,人民調解協議有了法律的保障、有了權威性、有了可以執行的可能。

　　吳雙戰委員介紹,經過幾次專家學者討論后提出的問題,這次在法律草案中回答得比較好:一是協議要不要有法律上的約束力。人民調解協議經法院確認后有沒有法律約束力,現在有兩種主張,一是有,一是沒有,現在草案肯定了人民調解協議有法律約束力,這是必要的、正確的,也非常準確、非常適用。有了法律約束力,才可以使人民調解協議發揮作用。其次,雙方達成的協議,多長時間向法院提出確認,草案規定了30天,綜合比較,這個時間的把握還是好的。再次,在企業單位勞資調解機制已經建立后,還要不要成立人民調解機構,法律表述方法是兩句話,對于居委會和村委會要建立人民調解制度,對企事業單位的表述是“視情況可以建立”。這樣的表述方法符合實際,涵蓋全面,又富有彈性,表述是科學的。本報記者陳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