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工會“補鈣”要對癥

　　說到工會， 剪不斷，理還亂。

　　據報道，廣東準備出臺一個《企業民主管理條例》，目前正廣泛征求社會各界意見，將于9月提交省人大常委會審議并表決。工人很弱勢，“條例”試圖增強工會的維權能力與手段，比如有一條：縣級以上總工會有權要求企業糾正民主管理中不當行為，逾期不糾正的，予以通報或公開譴責。這些手段和資源，以往在全國是沒有的。這樣的“授權”初衷雖好，但未必是工人維權難的關鍵。

　　通報，一些強勢的無良企業不一定怕這個。通過媒體公開譴責，有一定的震懾力。但是，向媒體投訴，這是連普通公民都有的權利啊。譴責了，企業還是不改，你怎么辦？現在一些無良企業底氣足，是因為他們與地方政府結成了利益輸送關系，政府部門失去了應有的立場，工人、工會只能徒嘆無奈。紫金礦業不會沒有工會組織吧？它會公開譴責企業嗎？

　　讀一讀“工會法”就會發現，工會該有的權利，“工會法”里面都規定了。那么，工會的不少權利為什么很難實現？工會為什么很弱勢？

　　計劃經濟年代，工會干部是企業管理層的一部分，其特征就是，一個有一定規模的單位，工會主席都是“脫產”的，是有行政級別的，相當于單位副職。這種體制，一直延續到市場經濟時代。當工人與投資人及管理層已經分化成不同的利益群體，工會主席還享受著企業副職的待遇，他的利益不是跟工人捆綁在一起的，不能與工人同甘共苦，也就很難擔當工人“娘家人”的角色。

　　2004年，山西省沁水縣大尖山林場職工馬瑞興與企業發生勞動糾紛，官司打到縣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代表企業出庭的，竟是林場的工會主席任富昌。任富昌還是林場辦公室主任，這個兼職很能說明他實際扮演的角色根本不是“娘家人”。

　　當然不是所有的工會主席都像任富昌。2007年，因向衛生部門舉報公司職工用水不干凈，北京三環相模新技術有限公司工會主席唐曉冬被企業開除。唐隨即提起勞動仲裁并獲得支持，于是公司轉向法院起訴，要求解除與他的勞動關系。法院判決三環相模公司繼續聘用唐曉冬，并補償其2年的收入損失6.68萬余元。勝訴后記者問唐曉冬：“如果再給你一次機會，你還會當這個工會主席嗎？”他卻表示：“不會了，太難了。在現行條件下，要維護職工的權益太難了。”兩年多來，先仲裁，后訴訟，折騰兩年多，唐曉冬全靠妻子的收入維持家庭生活。一個工會主席的合法權益尚且不保，遑論為工人維權！

　　這兩個事例放到一起看，至少給我們這樣的啟示：一方面，工會要從企業行政序列中分離出來，工會干部不能再繼續享受企業管理層的待遇，工會要真正獨立于企業，有能力為工人合法利益與企業博弈。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司法部門，要依法維護工會干部的合法利益，讓他們在為工人維權時沒有后顧之憂，能夠挺起腰板為工人說話。這樣，那些素質好，有正義感和法律意識的工人一定會站出來，勇于擔任工會干部，成為工人的主心骨，改變工人的弱勢地位。

　　工會組織在工人中有了威信，就能及時發現和制止工人中的過激行為，督促企業合法經營，避免工人維權無路可走時容易出現的過激行為，起到真正的“維穩”作用。這樣，政府、企業、工人三方就能形成“三贏”的局面。這需要一個前提，就是地方政府及其職能部門要站在公正立場上依法行政，不能成為企業不法行為的保護傘。沒有這個前提，一切都是白搭。戎國強 本報首席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