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耒陽礦征辦逾百人受賄 被稱“第二財政局”

　　湖南省耒陽市礦產品稅費征收管理辦公室，最近因集體貪腐曝光而被網(wǎng)友稱為“史上最肥科級單位”。

　　這個小小的科級事業(yè)單位，770多名干部職工中竟有超過百人涉嫌貪污受賄，55人被立案調查。從主任羅喣龍到8名副主任、黨組成員，以及下屬各站點站長、班長，高、中層干部幾乎“全軍覆沒”。

　　透過這起集體貪腐案件，一條上下勾結、利益均沾的腐敗生態(tài)鏈清晰可見。

　　進了“第二財政局”　想不發(fā)財都難

　　耒陽市“礦征辦”成立于2004年，前身是“耒陽市煤炭相關稅費征收管理辦公室”。近年來，由“礦征辦”征收的稅費每年達4億元以上，占耒陽全市財政總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被稱為耒陽市“第二財政局”。

　　由于掌握著煤炭資源稅費征管大權，“礦征辦”在耒陽是個肥得流油的單位。盡管從工資表上看，大部分員工月工資不過千余元，但只要擠進了“礦征辦”的大門，就等于找到了一條快速“致富”的路徑。

　　據(jù)了解，耒陽市“礦征辦”下設12個收費站，50多個收費點遍布耒陽全境。按照規(guī)定，耒陽境內所有運煤的車輛按載貨量向“礦征辦”繳納相關稅費，稅費為每噸煤70元至80元。按此計算，一臺運煤車輛需繳納的稅費動輒以千元計。

　　據(jù)參與偵辦這起窩案的衡陽市石鼓區(qū)反貪局副局長趙奇介紹，耒陽市“礦征辦”員工“搞錢”的主要方法是私放煤車及收款不入賬。

　　據(jù)了解，每天經過“礦征辦”收費站點的運煤車輛絡繹不絕，當班員工稍微松一下手，每天放行幾臺煤車或者少收些稅費，車主們就會乖乖地送上大筆“好處費”。

　　“只要進了‘礦征辦’，想不發(fā)財都很難。”在耒陽市一直流傳著這樣的說法。

　　記者從辦案人員處了解到，耒陽市“礦征辦”下屬有一個收費站，在2008年端午節(jié)前的短短20多天內，通過私放煤車，大肆向運煤車輛收取“紅包”。據(jù)涉案收費站站長交代，每次當班人員收到“紅包”后，就會扔到站長辦公室內的一個大紙箱里。到了端午節(jié)前3天，站里幾個領導帶著紙箱到耒陽市賓館開房間商量如何分錢，仔細一查，才發(fā)現(xiàn)紙箱里的贓款竟達118萬元。

　　領導班子成了“分贓會”

　　員工大肆斂財，領導則“坐地分贓”。據(jù)辦案人員透露，在耒陽市“礦征辦”各下屬站點流行著一個“潛規(guī)則”，即每次非法所得都會按一定比例分成，通常是百分之七十由站內員工私分，剩下的百分之三十送給“礦征辦”領導。在收受下屬站點的“進貢”之后，“礦征辦”領導對下屬站點的貪腐行為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與此同時，耒陽市“礦征辦”領導采取“集體決策”方式，為班子成員和部分中層干部撈取巨額獎金。據(jù)檢察機關證實，自2005年至2009年，耒陽市“礦征辦”在主任羅喣龍主持下，班子成員集體參與討論決策，采取虛報超收數(shù)額套取“超產獎”、偽造部分站點發(fā)放“獎金”名冊、截流部分站點“獎金”等方式，套取資金為班子成員和部分中層干部發(fā)放“獎金”，先后貪污公款57萬多元。

　　“在耒陽市‘礦征辦’，所謂的班子成員，不如說是‘分贓會’成員更確切。”趙奇說，“從調查的情況看，耒陽市‘礦征辦’領導班子每次私分公款都是采取集體決策的形式，從主任、副主任到部分中層干部，按照職級不同，領取‘獎金’額度也不同。”

　　另據(jù)查明，自2004年5月至2009年10月期間，羅喣龍還利用為下屬轉正、提拔、調動之機，伙同妻子匡秀鳳收受賄賂共計45.8萬元。此外，羅喣龍還有180多萬元巨額財產不能說明來源。

　　這幫蛀蟲上下勾結、沆瀣一氣，導致國家應征稅費收入大量流失。據(jù)了解，在羅喣龍等人被查處之后，耒陽市在煤炭產量沒有增加的情況下，礦產品稅費征收增長150萬噸位。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間，耒陽市煤炭稅費收入猛增1億元以上。

　　權力運作必須透明公開

　　“耒陽市‘礦征辦’窩案背后是一個龐大的利益同盟，‘礦征辦’內部上下級之間、監(jiān)督者與被監(jiān)督者之間被腐敗利益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利益鏈。”一位參與偵辦案件的紀檢干部說。

　　據(jù)了解，耒陽是湖南省煤炭資源最豐富的縣級市之一，可采儲量5.1億噸。近年來，能源價格上漲在耒陽造就了一批身家過億的“煤老板”，一些涉煤部門和單位也因此變得炙手可熱。

　　月工資千余元的“礦征辦”工作人員，天天與運煤車輛打交道，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一些人鋌而走險，與煤老板和涉煤企業(yè)結成“利益均沾”的“貓鼠同盟”。

　　在耒陽市，“礦征辦”的秘密早有傳聞，紀檢監(jiān)察部門也多次收到群眾舉報，但每次查處都是不了了之。直到2009年6月，湖南省紀委接到舉報，紀委主要領導批示查處，耒陽市“礦征辦”的集體貪腐案件才浮出水面。

　　在耒陽市“礦征辦”大樓一樓信息股辦公室里，十多臺電視監(jiān)控屏上清楚地顯示下屬收費站點的收費運行情況。這套系統(tǒng)是2007年耗資5000萬元建成的，除“礦征辦”幾位領導外，系統(tǒng)終端還直接接到了耒陽市財政局和有關市級領導辦公室。

　　然而，再先進的設備離開了人的監(jiān)管也只能是個“擺設”。當?shù)厝罕姺从常�“礦征辦”的問題屢次調查沒有結果，是緣于其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在“礦征辦”的職工和臨時聘用人員中，有許多是耒陽市直各部門和鄉(xiāng)鎮(zhèn)領導的親屬子女。因而一些監(jiān)管部門在“礦征辦”的問題上投鼠忌器、網(wǎng)開一面。羅喣龍在負責“礦征辦”期間，以善于“照顧”各種關系而聞名。5年間，“礦征辦”的問題不斷，卻沒有開除過一名員工。

　　“上下勾結、利益均沾”，導致耒陽市“礦征辦”成了一個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監(jiān)督“盲區(qū)”。中央黨校科研部研究室主任洪向華說，當前我國市場體系尚不健全，法制建設還不完善，因此在一段時間內，集體違法違紀案件還將呈現(xiàn)高發(fā)態(tài)勢。為此必須加強監(jiān)控，對權力進行限制和約束，從體制機制上推進變革，促進權力在陽光下透明運行。(“新華視點”記者譚劍、徐宜軍、丁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