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八月十九日電　題：“公共知識分子”梁文道與他的“牛棚”　

　　中新社記者　關向東

　　在兩岸三地的華人世界，理著平頭、善言會寫的梁文道，曾以多種身分出現在公眾視野：

　　香港商業電臺一臺的前臺長，鳳凰衛視的節目主持，香港幾家電臺的欄目主持，香港牛棚書院院長，香港、內地、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多家華文報紙、雜志的專欄作家、出版社合伙人、社會活動的“搞手”、政府文化決策的“顧問”……其中，最被社會推崇、也是梁最在意的身分，乃“公共知識分子”。

　　翻開他的新書《弱水三千》，在扉頁上讀到一段話：梁文道眾多角色中，始終有一條“脊骨”貫穿，就是走出象牙塔，以平民語言接近知識與群眾，做個街坊學者。

　　每日兩專欄　夢想死而無憾

　　記者問：梁文道，你如此忙忙碌碌，到底在做些啥？你的目標是什么？傳說中的“牛棚書院”是虛指，還是確有所在？追求些什么？

　　原來，“牛棚”非虛指，它位于九龍土瓜灣，已有百年歷史。港英時代，曾經作為“屠房”，之后是北來牛只檢疫站，如今被政府辟為“牛棚藝術村”，置身在繁華香港的“貧民區”。

　　一個風雨交加的午后，記者依約前往“牛棚”。遠遠就見幢幢高樓之間，兀然立著一組紅磚綠窗黑瓦平房。

　　走進“牛棚”，一片靜寂，它由一組類似廠房的建筑組成，似獨立又有關聯，其中有前衛畫廊、有試驗劇院，還有“牛棚書院”。

　　梁文道的書房，在十五號“屠房”最深處：閱讀的空間以一掛掛書架隔出，書桌極其簡單，一塊白板而已；窗很高，似氣窗，光線俯射而下，聽雨冥想皆佳；窗下一溜長臺，安置了些音響，竟是搭在過往的“牛槽”之上。梁指看槽頭尚未除去的“牽牛繩”，粗啦啦挺“原味”，果然是與眾不同的“鎮宅之寶”。

　　就在這間書房，三十五歲的梁每天在傳統方格稿紙上，用秀氣筆跡至少手寫兩篇專欄文章，用他漸漸高起的知名度，傳播一些“推動社會有所改變”的觀念：“時間很緊，要做的事情很多。我的夢想，就是在死前能自忖，該做的已盡力，可以無憾！”

　　“牛棚”打通象牙塔與民間

　　“書院”起名“牛棚”，讓人聯想到內地文革期間知識界慘痛經歷。不過，梁是想知道，拿著政府高薪的知識界人士，是否有可能再次走到民間講講他的學問，也從不是同一階層的民眾處，學得些未曾學過的知識？

　　梁給記者講曾感動他的故事：

　　二000年，“牛棚書院”與柏林市政府合作辦“現代藝術節”。

　　一日，三號風球下的香港且風且雨，映著四圍商廈的霓虹，二百多名下了班、夾著公事包的“同道”，走進搭在中環添馬艦的大竹棚，聆聽一場關于馬克思生平和理論的講座。

　　天上細雨，穿過竹棚，有人撐起傘，但課程繼續，聽者講者，都極投入。“我和牛棚書院總監胡恩威，相視而言：‘開課吧’”，說道此處，梁顯得有些激動。

　　于是，從二00一年至二00三年，一套秉承了傳統“書院”不羈作風的課程在“牛棚”展開：既有哲人系列講座，也有教授、作家、影評人講怎樣閱讀“感動了一生的”文章，還有世界十大導演作品賞析，國內著名京劇、昆劇名角也被請來香港。最令梁得意的是，請了從不可能登上講臺的街頭小販，講述一個小販眼中與眾不同的“香港地圖”：哪里客流最好，哪里躲“掃街”最快，以及怎樣的小販車最經濟實用……

　　“我做的一切，就是為了改變一些固有的觀念”，梁從書架上抽出一冊牛棚辦的免費雜志《E+E》,雜志的名稱孕含了許多以E開頭的美好的英文詞匯。

　　“E+E的‘使命感’是希望香港人能夠不那么犬儒和SMART ASS(懶醒)，認真一點，深入一點看事物，好好的發展知識，推動社會進步，而不是單單利用知識去賺錢。”這，是這本普羅文化刊物的發刊詞。

　　“在地”香港“拼圖”兩岸

　　一個出身于七十年代的年輕人，怎么會有如此擔當的胸懷？原來這個曾經立志當神父的、學哲學的青年，有著臺、港兩地的教育背景，而且八十年代起持續關注著內地。他，是一個善于“拼圖”的人。

　　香港出生的梁文道，四個月大隨家人去了臺灣，十五歲再回到香港接受中學、大學教育，最后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研究院。

　　“在臺灣，曾為國民黨高官的外公，每個周末帶我去臺北故宮博物館，看書畫、看青銅、看古玩；也從來不限制我的閱讀興趣。于是，關于中國古典文化，我就潛移默化吸收了。”梁回顧說。

　　不停用荷蘭DRUM牌煙草卷煙的梁，接著說：“影響我很深的，還有天主教耶穌會的神父們。我被鼓勵閱讀哲學書籍，并可以和神父們熱烈討論。于是，對世界的不停追問，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

　　十五歲初到香港，梁即如饑似渴接觸來自內地的歷史與文化書籍，發現原來自己僅僅讀了“半部史”：“我的文學里，沒有當年留在大陸的那些作家，像是魯迅、周作人、巴金、茅盾、老舍、錢鐘書、沈從文；而我讀的胡適、徐志摩、梁實秋、林語堂，則在大陸缺失了。現代史也是如此，感覺很困擾、很顛覆。”

　　不過，很快就找到了辦法──“拼圖”：他將兩岸文、史、哲“拼接”，拼出了一個“完整的中國”。身處香港的梁，同時“閱讀了”八十年代兩岸的思想解放與啟蒙；并通過大量閱讀跟進西方思潮最前沿。“真的很幸福，很感激香港，她打開了我”，在三個多小時的訪問中，梁一再提起這份感激，

　　最終，在經歷了一系列前衛戲劇藝術、裝置藝術、社會活動之后，梁文道走進了書齋，選擇去香港中大哲學系通讀哲學原著；再次走出書齋，他已不再是“憤青”，而是有意識地選擇成為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口中的“有機的知識分子”-─卷入社會，同時不放棄書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