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前外交部港澳辦主任、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王桂生大使在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有五分之一時間從事涉港澳外交工作。

　　他親身參與了中英兩國外長有關香港問題的多次談判，中英兩國政府代表關于香港1994年、1995年選舉安排的談判(即“十七輪談判”)，親身經歷了香港回歸過程中最大的一場風波，并親眼見證了香港回歸祖國的盛況。

　　王桂生，1939年生于廣西。曾任外交部港澳辦主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大使級)兼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研究室主任、中國駐瑞典大使�，F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全國理事，中國前外交官聯誼會理事。

　　“回首看來，涉港外交是我外交生涯中獨特、精彩的一段，直到今天，香港回歸政權交接儀式的那一幕幕仍刻畫在我腦海里，仿佛就在昨天。”王桂生大使日前在北京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回顧了他所親歷的香港回歸。

　　“十七輪談判”：

　　無疑是回歸最大一場風波

　　1984年12月19日，中英正式簽署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進入長達13年的過渡期。在過渡期的后半期，中英之間的一次重要談判是1993年4月至11月進行的關于1994年、1995年香港立法局的選舉安排的談判，雙方經過了“十七輪談判”最后仍然沒能達成協議。

　　記者：1993年，你親身參與了后過渡期重要的“十七輪談判”？

　　王桂生：是的，那個時候，我作為中方代表團的成員，親身經歷了“十七輪談判”全程。

　　記者：香港回歸前最緊張的一段是不是這一段談判的時候？

　　王桂生：對，“十七輪談判”破裂，導致“直通車”安排取消，無疑是整個回歸過程中最大的一場風波。這十七輪談判都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那時候每輪談判一談就是幾天，常常要工作到深夜，非常緊張，雙方都住在釣魚臺國賓館，他們一個樓，我們一個樓。

　　記者：雙方的談判代表都是哪些人？

　　王桂生：雙方協商每方只有一個正式代表，中方的代表是原外交部副部長姜恩柱，英方的代表是英國原駐華大使麥若彬，其他人員都是以顧問和專家身份參加，英方的很多成員是英國港府派出的，一個團大概10多個人，中方參與談判的人員主要由外交部港澳辦和國務院港澳辦等單位的人組成。一般是上午進行談判，有時候下午也要談。

　　記者：“十七輪談判”在什么背景下進行？

　　王桂生：1992年7月，彭定康上任不久提出了一個與中方對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也就是1994年、1995年的香港選舉方案。我們認為，這個方案是“三違反”的方案，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違反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相銜接的原則和中英之間過去達成的有關協議與諒解。我們要求英方放棄該方案，回到“三符合”的軌道上來。該方案也遭到了各方面輿論的強烈批評。于是，英方被迫建議通過談判解決分歧，中方希望英方回心轉意，同中方繼續合作，從大局出發同意了英方談判的建議。

　　記者：當時我們是不是作出了很大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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