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軍唯一有新聞發言人的部隊

　　在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社會里駐扎一只社會主義的部隊，雙方對彼此的好奇、迷惑、不了解可想而知，這種奇妙的生存環境使得駐港部隊成為了中國軍隊中唯一有新聞發言人的部隊。

　　香港高度法律化的社會環境注定了駐港部隊法律處的另一個身份——駐港部隊新聞發言辦公室。法律處處長程東方自然成為駐港部隊的新聞發言人，他也是全軍目前唯一、歷史上第三位新聞發言人——在程之前，已有兩位前任。

　清一色碩士以上學歷

　　儒雅干練的程東方目光如鷹、反應極快、自信大方，頗具大家風范。程東方帶領著駐港部隊年齡最輕、學歷最高的處級單位：“我們法律處清一色上尉，學歷全部在碩士以上，英語至少六級，有的人是英語專業八級。目前有兩人在香港大學學習香港法律。”程本人是北京大學法律專業本科，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碩士，2005年進港。

　　別小看了這個年輕的集體，駐港部隊首長的任何決策、部隊的任何軍事行動、部隊任何工程的招標都要先“問”過他們，他們說行才能通過，他們說不行就得修改。

　　一次駐港部隊海軍提交上來海上巡邏的軍事方案，法律處發現巡邏航線會經過海岸公園，立刻告訴海軍方面，“在香港，任何船只如果通過海岸公園海域，最高速度不能超過十節。”海軍修改了方案，法律處進行審查通過后送交首長審批。

身負對外交涉重任

　　新聞發言辦公室肩負部隊與外界溝通協調的重任。駐港部隊新田營區環境優美，而且是14個營區中唯一開放式的營區，卻是官兵們提起來都是會皺眉的一個營區，不為別的，只因她“臭名遠播”——周邊有9個養豬場。記者親身在新田營區領教了一番：濃重的豬尿糞味隨風飄來飄去……經過營區的運豬車還會時不時掉下拜訪“禮物”，一坨豬糞。

　　去年1月份，法律處和特區政府保安局，魚農署，環保署，在新田營區現場商談，形成了一個協調機制：特區政府采取扶助金計劃，讓豬農自愿退出養豬牌照，停止養豬，政府給予經濟補貼，目前已經有1家退出停止養豬，另外有6家明確表示將在今年年中退出。程東方對特區政府的行動力表示滿意：“從去年開了協調會之后，特區政府每個季度會把處理情況向駐軍通報一次。魚農署，環境署還白天晚上不定期的檢查豬廠，保證豬農定期清洗豬場，減輕豬臭，相信新田軍營豬臭問題不久將徹底解決。”

　新聞發言拉近軍民關系

　　作為駐港部隊的對外代言人和律師，十年來法律處面臨的巨大壓力程東方深有感觸：“無論是法律工作還是新聞發言工作，壓力都非常大。香港是高度的法律社會，駐軍面對香港的法律，是全新的環境，法律工作不能出任何的閃失，要確保我們駐軍的任何行動不會違反香港法律；香港媒體的自由度很高，駐軍也是他們關注的焦點，新聞工作要做到事事有回應。”

　　“香港社會市民傳媒了解駐軍很重要的窗口就是新聞發言。新聞發言制度增進了香港社會、市民、傳媒對駐軍的了解，密切了駐軍與香港市民的關系。”程東方說。

　廣州兵用日記寫下駐港心情

　　別看香港與廣州近在咫尺，可上萬人的駐港部隊里的廣州兵卻是“稀有品種”，記者把14座軍營翻了個底朝天，終于在石崗村軍營“抓”到了一個廣州兵——來自廣州市花都區的22歲小伙楊繼泉。

　從大學直接走進軍營

　　22歲的楊繼泉來自花都區花東鎮鎮東村，個子不高、皮膚黝黑的他還是一個樸實的大男孩。楊繼泉從小有兩個愿望：上大學和當兵，這兩個愿望他都實現了。2005年9月，他成為韶關大學計算機系的大一新生，“當時好容易剛體驗到大學生的生活，對是否立刻報名參軍還是有點猶豫。”讓楊繼泉下定決心的是系上書記的一句話：“沒有當過兵后悔一輩子。”

　　經過了三輪體檢，小楊得到通知，被征入伍到駐港部隊，而全校進入駐港部隊的也只有三個人，“當時第一反應是不敢相信，告訴了媽媽和姐姐，他們都很開心。”

　　楊繼泉來自單親家庭，父親過世很早，上有姐姐下有弟弟，為了供養兩個幼弟讀書，姐姐初二就輟學打工養家。“我當兵兩年回來學校能減免一半的學費，如果立三等功，還能保研。弟弟現在上技校，等我退伍回來他正好畢業上班，我們倆讀書的時間錯開，家里負擔能小些。”

　　2005年12月17日小楊入伍，“先在深圳的新兵連集訓3個月，然后到河北保定學有線修理5個月，再回廣州呆了三個月，2006年11月24號晚上進港”，對于進港日期，小楊記得清清楚楚。

小楊的兩大“不幸”

　　小楊笑稱來到香港之后的軍營生活有一大“不幸”，那就是被挑到警衛連支援6個月，“每晚站崗2小時，時間就是慢過，什么能想的都想過了。”小楊身上仍然保持著農家少年的質樸純真，怎么想就怎么說。

　　白天服務首長，晚上站崗、學習，部隊的生活是單調寂寞的。香港的繁華與士兵們無關，電話難打、不能上網、除了退伍前的集體外出不能出軍營一步……在這個email的時代里，寂寞難耐的小楊開始給同學朋友寫書信，“剛開始寫出去十幾封信，回信的只有一半，后來就越來越少。”小楊很體諒朋友們，“他們都電腦上QQ慣了，很少寫信的。”

部隊里的“粵語老師”

　　但小楊在部隊的最大獲益也來自這個“不幸”。“剛開始去警衛連的時候覺得是‘不幸’，可后來離開的時候卻很舍不得。我的軍體拳和擒拿格斗是在警衛連學的，以前我在學校都不怎么鍛煉的，可現在有肌肉了；服從命令，人際關系的技巧也學到很多；還給領導當翻譯，軍營的物業人員都說粵語，領導聽不懂，我是兩邊的傳聲筒，好多戰友還來找我學粵語。”小楊驕傲的說。

　　小楊覺得自己其實是一個蠻幸運的人，“在港期間我有機會出去了兩次，一次是到昂船洲軍營當香港法律知識競賽的觀眾，一次是到大嶼山參加香港植樹日。植樹日那次大家抽簽，我們班上8個人，只抽到2個，有的戰友來了4年都沒出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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