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之初，多數港人對國旗、國歌并無概念

　　何志平：回歸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這是我們的國歌，國歌怎么唱，他們還不了解。但是我們在電視上面，每天晚上在晚間新聞之前，我們都播一次國歌。

　　何志平：社會上也有不同的意見，說我們太過強硬，硬銷，對畫面、歌詞和音樂有不同的看法，給了我們不少意見。我們也根據他們的意見，做出調整。所以每一年我們都有不同的顯示方式，把國歌背后的意義帶出來。

　　中國國力的增強、內地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體育健兒在國際賽場上摘金奪銀的場面，都催化著港人的國家意識，越來越多的港人開始喜歡看升旗，喜歡唱國歌。

　　張永雄：7月1日香港回歸紀念日，早上八點整，金紫荊廣場有升旗儀式。我的兒子跟我說，學校教過看升國旗時要肅立。他說爸爸，你在電視機前看升旗也要肅立。那個電視里要播三次升旗儀式，早上八點鐘直播一次，中午一點鐘重播，晚上六點又重播。所以每次兒子看到電視里播升旗儀式的時候就說，爸爸快來看升國旗。

　　張永雄：我覺得隨著心態上的融合，接觸機會多了以后，一個這樣的氣氛，疏離的氣氛，我覺得是好了很多。

　　回歸后，作為國情教育的一部分，香港越來越多的社會團體、政府機構、學校，開始組織香港年輕人北上考察。但在行程中，港人對內地的陌生感仍表現得十分明顯。

　　李娥珍：我們帶學生去內地的時候，有一個學生背囊特別沉。老師說，你帶什么東西這么沉。一看是礦泉水，就問你去北京為什么帶礦泉水。他就說，那邊有水喝嗎？

　　梁振英：我在街上碰到一個朋友，應該算是一個知識分子，他是行政人員，不是沒念過書的人。我問他，大包小包的，到哪里去？出門嗎？他說，我到中國去。他的意思可能是要去廣州、上海、北京，他說我到中國去。我說，你現在就在中國。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對于經歷了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統治的香港而言，要真正地消除文化上的陌生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對于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來說，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張永雄說自己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到內地的情景。因為馬路的高低不平，他不小心磕破了嘴。但他還是特意從深圳買了一口砂鍋帶回香港。因為他希望以這種特別的方式紀念自己的第一次內地行。此后，每次北上，他都能發現內地巨大的變化。他意識到，要做國情教育工作，最好的辦法莫過于讓學生自己去親身體驗。有一次，他特意安排香港學生去參觀北京的圓明園。

　　張永雄：我們為什么設計一個課程，讓香港學生去看圓明園呢？其中的原因就是，圓明園被火燒，被搶掠，才真正看到國家需要強大的必要性和歷史意義。

　　張永雄：我記得在圓明園，其中有一個地方，有一個很大的雪松木，是當時圓明園里的一塊梁木。看到那個說明里寫，當時燒了很長時間，燒得整個京城都聞到了雪松木的香味。那個時候，我覺得熱血沸騰。看到這么鮮活的歷史，我就有一種想法，你對自己國家的情感，你去求知求真，就會顯出來。

　　我可以告訴你，去圓明園那天我都哭了。因為我覺得做身份認同教育會觸動你的心靈，你自己認同地去做，你會覺得很投入，而不是僅僅把它當成一個工作。

　　我做國民教育工作的愿望就是兩句話，你以國家為榮，國家能夠以你為榮。如果你能做得很好，當你和外國人接觸，他們都會感受到，中國人的素質非常好。

　　北上的參觀實踐不僅教育了香港學生，也教育了張永雄本人。

　　張永雄：我到內地交流時，有一次帶國情班，有機會去天安門看升旗。我很開心，那天凌晨兩點半就起床了。給我最大的震撼是，那時天安門廣場黑蒙蒙，但是已經站了很多人。我問他們為什么來看升旗，他們跟我講，有一句話給我印象很深，他說他人生有一個夢想，一生起碼要有一次在天安門廣場看升旗。他的話給我印象很深，每個人有一個愿景，國旗代表國家的一種凝聚力和對國家的一分子的感染力。

　　回歸后，促進兩地青年交流的組織在香港越來越多，但并非所有的香港年輕人起初都喜歡到內地來。

　　龍子明：2001年的時候，我組織了一個團，我們先去井岡山，再去北京。去之前我兒子答應和我一起去。后來出發前幾天，他媽媽跟我說，兒子說他不想去了，他不想去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聽說內地不好，環境很差，他不愿意去。但是我說不行，一定要去，最后他去了。去完內地回到香港，他就跟我說，爸爸，什么時候再去，我也參加。他主動要求再去。

　　李娥珍：有一篇課文里面，我設計了兩個人物的對話，男孩子叫國強，女孩子叫秀英。秀英就問國強：國強，很久沒見到你了，我給你打過兩次電話，你都不在家，你上哪去了？國強就回答：我去旅行了，我去了北京十天。每個班都要背。

　　李娥珍老師喜歡讓學生背課文，曾讓很多香港同學頗為反感，但現在，他們都已經適應了。

　　學生：在浩瀚無垠的沙漠里，有一片美麗的綠洲，綠洲里藏著一顆閃光的珍珠，這顆珍珠就是敦煌莫高窟。

　　西部是華夏文明的源頭，華夏祖先的腳步。

　　李娥珍：所以樹仁大學學生的暗號就是，你是樹仁的，國強，很久沒見到你，如果他聽不明白，他就是假的。

　　目前香港已有 25.3%的居民會說普通話。華語廣播負責人、專家學者同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和廣播業同行一起，慶祝香港電臺普通話臺開播一周年。學校普通話廣播站對提高學生的普通話及中文寫作能力，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香港老師赴京進修考察團一行27人，是在7月23日到達北京的。

　　2006年12月16日，香港樹仁大學和國家語言委員會簽署了“將樹仁大學作為香港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的合作協議。到訪的內地客人在會后談了他的感言。

　　許嘉璐：現在香港給我的感覺，和十年前真是鮮明的對比。二十多年前，我在九龍找一個地方，我問了三個人。第一個人是一位老人，我用普通話問他，他聽不明白，我用英語問他，他也聽不明白。第二個人我問的是一個中學生，雙方仍然無法溝通。最后見到一個香港大學的學生，他也聽不明白。現在無論是乘計程車，還是購物，還是開學術會議，都用普通話。這個變化的確讓人驚喜。所以進門的時候，我跟同學說，學會普通話，走遍全國都不怕。田教授馬上說，現在應該改了，我馬上心領神會，學會普通話走遍天下都不怕。”

　　李娥珍：我的學生，現在他們的孩子大了，他們的孩子又來找我學普通話。他媽媽就跟他說，這是媽媽的老師，媽媽的普通話就是這個老師教的，你必須好好跟她學

　　梁振英：1988年，內地的基本法起草委員來香港聽意見。開會時雙方都比較拘謹，比較嚴肅。但是我上來一講普通話，內地基本法起草委員就笑了，其他內容他們就坐在那兒聽。香港人說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這兩個字沒有說好。說成什么呢，香港特別神經區。我一講這個，我們香港人聽不出這個分別，內地基本法起草委員就在笑。

　　如今，張永雄走在香港的街頭經常裝成內地游客，他說，這樣服務員對他的態度會好一些。

　　張永雄：我問一問，我想找一條羊絨褲子，在哪里有？

　　用人民幣和港幣買東西，有沒有區別？

　　對國家的認同，已經成為香港回歸后最大的變化和成就之一。如今，學好“兩文三語”，也就是“寫好中文、英文”，“說好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已經成為香港教育的特色。隨著越來越多的港人開始掌握普通話，愿意使用普通話，兩地的陌生感在減少，距離在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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