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授是知識分子的本分

　　中國新聞周刊：香港文化十年來，有沒有吸納新的元素？

　　董橋：沒有。有一個比較不好的現象，就是英國人那邊的淵源斷掉了，中國這邊的淵源還沒有建立起來。我覺得現在香港人，就像港府整天講的，經濟最要緊，賺錢最好。這就像鴉片，讓你在別的方面不求上進。當然我不能說這個不好，但是不能光這樣看東西。

　　中國新聞周刊：內地也存在這個問題。

　　董橋：是啊，看一個社會不能光這樣看。我覺得現在香港的官員中國文化的素養太弱，太不夠，這很可悲。我看香港的領導層要經過二三十年，幾代之后，(中國文化素質)才會好一點。

　　現在一些香港官員對內地沒有認識，也沒有感情，對臺灣也沒有感情，他總是一個香港，自我中心論，自我感覺非常良好，這很糟糕。

　　中國新聞周刊：香港的文化是該吸收大中華文化以后創造出一個亞文化，還是要回歸到某種傳統？

　　董橋：凡是這樣的說法，我都不會同意。因為你把文化弄成一個整體去思考，等于是要有一個中心思想在那里去引導它。其實文化像水一樣，不能凝固在一起，不能用一塊東西變成另一塊東西，讓你去塑造。文化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有的時候自然就有了，你開窗看到外面樹木突然都綠了，鳥都回來叫了，你就很開心，那就是文化，可是你不能說這些東西是意識形態。

　　比如文化我是偏向早年老民國，像林語堂先生，梁實秋先生，那一輩的人，包括現在內地還在世的黃裳先生，楊絳先生。這些是文化，但是你不能把他們歸類，你不能說啟功先生代表整個北京的文化，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不能把文化變成一個整體去考量，而是讓社會有這樣一個氣氛，讓一百個人中有四個人、五個人、六個人關懷這個東西，那就夠了。

　　中國新聞周刊：那么現在推動香港文化繼續向前走的動力源在哪里？

　　董橋：早年，錢穆先生來香港辦學，辦新亞書院，他的學生是余英時，這樣一代代傳下來。現在呢，你要想在香港的大學里面找到能夠在學術上真鎮得住場的人物，不多，大陸這樣的人也不多。這是我們要面對的現實。

　　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不論做什么工作，你的貢獻就在于點點滴滴把這么多年來用心追求的知識，不管是舊的、新的，傳授出來。有沒有人看，是另外一回事，是盡了你自己的一個本分。

　　連這一點，現在也不容易了。因為電腦。我們那一代人，真是一頁一頁、一本一本看，學問都是這樣，幾十年累積下來。現在寫文章，不用翻書，電腦一按，什么資料都在里面了，你只要照著抄就行了。跟我們這些人一本本去看哪里一樣，你說這不是非常悲哀嗎？

　　可是我想必須經過這段時間。現在包括美國、英國，新作家的東西我不一定看的下去，看兩行就覺得不太對，因為感覺沒有了，還是看回我們那一代人的東西。

　　中國新聞周刊：所以你現在經常寫一些關于筆洗、如意，這些過去文化的符號性的東西。

　　董橋：對，我有時是故意這樣寫的，因為看年輕一代都是電腦，讓人很擔心。

　　中國新聞周刊：你對內地目前出現的讀經熱、讀史熱，以及祭奠孔子等怎么看？

　　董橋：有人做我不反對，但你要我提倡、發揚這個東西，那就不必了。

　　不要有所求，就讓它自然推過去。最要緊的是要培養一個人的誠信，進行公民教育，以及做人一些很基本的東西，這是很必要的。但不要把它歸為一個組、一堆人或是一個團隊的精神。不要希望要把它弄成一個怎么樣的大趨勢，因為我看很難，除非用高壓手段。

　　中國新聞周刊：之前我們跟陳果導演聊，他說香港處于一個相對尷尬的時期，也如你所言，舊的已經去了，新的淵源還沒有建立起來，轉型的方向感也不是太明朗，那么你對香港文化的走向有何預判？

　　董橋：我都是個人的看法，風水輪流轉。所謂十二年一個運，香港人的競爭力以后都會不如內地。內地有一些年輕人，我看到的、認識的，真是很用功，很苦干。

　　七八十年代長起來的這代人太幸福了，沒有吃過什么苦。50年代、60年代我們剛來香港的時候，日子很難過，那是要拼的。日子難過對一個人、一個社會來說是好事，只要有一個信仰，凡事付出一分力，就會有半分收獲。

　　《獅子山下》那種精神，當時肯定有，后來就沒有了。因為興旺了。

　　所以回歸之后，我有一個比較復雜的想法，或者說一個比較矛盾的想法，就是香港的下一代人，除了盡量爭取到外國讀書、去看看外國的情況以外，更要多一點去內地看看，包括臺灣。這是中國人幾代人在那里成長的地方。香港人如果沒有這種感受，可能會是一種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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