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瘋狂·審慎

　　2月23日，我的采訪任務是到匯豐銀行的門口，去拍攝那些排隊交表的人龍。這一天，是中文網站截至交表的日子，30萬香港人到匯豐銀行總部及9家分行排隊交表，擠得鞋都掉了，結果香港警方要緊急實施交通管制。最終獲得1500倍超額認購，創下了香港的歷史紀錄。3月1日，在香港創業板上市，當天股價比招股價上升了5倍。

　　這是瘋狂的日子，我身邊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成了股民大軍的一分子。并購合并，幾分錢的股票可以在幾個星期里上升幾倍。3月，特區政府向電訊盈科批出了數碼港項目，并且表示會建設電子貿易港，發展網絡科技，表明了政府要推動香港高科技發展的決心，同時也把科網股的熱潮推上高峰。3月底，港股上升到18398點的歷史高位，所有人都覺得，香港已經從亞洲金融風暴里面走了出來。5月底，美國納斯達克7只大型股份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股民的科網股熱潮更加高漲。

　　當科網股越炒越高的時候，也是泡沫爆破風險最高的時候。也是在3月份，因為微軟涉及壟斷官司，導致美國納斯達克股市大跌，結果觸發了香港科技股的小股災。

　　不過，雖然股市重新經歷波折，但是香港經濟在這一年終于走出了通縮的陰影。2000年，香港經濟增幅達到10.5%，這是近13年來的最高增長率。失業率穩步回落到4.5%，不少公司還在增加雇員，跨國公司在香港設立的地區總部及辦事處由1999年的2500家增加到3000家。香港中文大學當時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雖然大部分市民仍不敢對前景盲目樂觀，但已經逐漸從亞洲金融風暴的陰影中走了出來。

　　2001 紛擾·憂心

　　特區政府在2001年舉行首屆語文基準試，但報考的在職老師只占全港在職教師的百分之一，其余大多數為教育學院的應屆畢業生。教統局6月公布考試成績，書寫能力只有三分之一考生合格，而口語亦只有一半考生合格，有人因此擔憂香港教師的語文能力。

　　特區政府從1998年開始推行母語教學，并且規定香港只有部分中學可以用英文教學，其余的必須用中文。政府是希望能夠培養出一批精通兩文三語的學生，只是事情的進展，并不如政府想像的那樣順利。有研究顯示，獲派英文中學的青少年，普遍的感受都是快樂的，而家長對于子女獲派英中的結果普遍都有較正面的反應；相反，獲派中文中學的青少年大部分感到失望和不愉快，而且認為英文中學比中文中學好。雖然那時我的女兒只有四歲，但是身為母親的我，已經對于這些家長的擔憂感同身受，因為香港教育的優勢，很大一部分在于英文，而現在變相降低了香港學生的競爭能力。事實上，之后幾年的會考成績顯示，英文合格率一年低于一年。

　　推行母語教學，需要足夠多的中文教師，特區政府在2000年規定，全港在職教師須參加語文基準試，并在五年內達到基準。此舉引起教育界的不滿，認為有侮辱教師之嫌。經過協商，各方同意采取“豁免、考試和進修”的三途并行方案，撥款資助語文教師進修，并將基準試改稱“語文能力評核”，來紓解教師的不滿。

　　2002 使命·問責

　　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2000年的施政報告里，就提出要引入一套新的高官問責制度，第二年，他比較具體地講述了問責制的基本框架。2002年7月1日，高官問責制在香港實施，三司十一局的官員，全部列入問責范圍，這些官員不再是公務員，而是用合約的方式聘用的問責官員，任期和行政長官一樣為五年。

　　問責制的推出，是想為公務員體系增加彈性，當有危急事情發生時，可以作出更加靈活的反應。需要承擔責任時，這些官員要向公眾道歉，甚至是辭職。

　　問責制的推出當時產生爭議，一些人擔心問責制會讓行政長官大權獨攬，而且架構重疊，對公務員的穩定性、常任性造成沖擊。而且擔心他們和立法會議員的關系會變得敵對。

　　第一個辭職的問責官員是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準備宣布財政預算案之前，他為自己新婚的愛妻買了一輛私家車。之后媒體發現，在他公布的財政預算案里面調高了汽車稅。經媒體追查，發現他購買這輛車是在作出加稅的決定之后，而且也沒有向行政會議申報，于是質疑他有利益沖突。雖然董建華多番挽留，并且為他解釋，但在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下，梁錦松最終宣布辭職。

　　2003 休戚·與共

　　2003年對于所有的香港人來說，都是難忘的。到現在為止，我的辦公室抽屜里面還有一疊口罩，正是那一年留下來的。那時為了采訪非典(SARS)，所有的同事都要戴上口罩，甚至穿上塑料保護衣。

　　聽到SARS這個詞，還是在兩會的時候。我們這些香港媒體每天都盯著當時的衛生部官員詢問是否出現了一種奇怪的傳染病，雖然每天得到的回答不是否認就是沉默，我們還是每天都追。

　　只是兩會開到一半的時候，我去了伊拉克，于是對于SARS的新聞，都是透過國際媒體的報道來了解。真正的體會，是我第一次從巴格達回到香港，公司的同事還有女兒來機場接我，所有人都帶著一個大大的口罩，所以那一次機場的合影，現在看起來相當的滑稽。

　　非典導致1755名香港人感染，其中299人死亡，包括8名殉職的醫護人員。香港的學校在3月和4月全面停課，世界衛生組織更是在4月2日發出旅游警告。當時我正在巴格達，伊拉克人知道我來自香港后，都指著我大聲地說，“VIRUS(病毒)”。

　　淘大花園一棟被SARS污染的大樓居民搬入了隔離營，這些香港人對于政府的做法表現出充分的理解，一位普通市民主動照顧感染了病毒的鄰居家孩子。對于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香港人毫不吝惜地向他們發出贊美之詞。那時的香港，雖然充滿了病毒的危險，但是卻相當溫暖，因為人們的理解和愛心在這個危急時刻體現了出來，這個一直讓我覺得有點兒冷漠的城市，此刻是如此感性。

　　同樣是這一年，讓我對這個城市重新產生思考的是7月1日，一向在“外人”，包括我看來只關心經濟，不關心政治的香港人走上街頭，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參加示威的大部分是中產階級，還有很多年輕的學生，在他們眼里，言論自由是至高無上的權利。我想，別人可以不認同他們的訴求，但是必須尊重他們游行的權利，而這一點，正是香港可貴的地方，也是一國兩制得到體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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