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各省、市近日來相繼舉行人大和政協會議，反腐倡廉再次成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熱點。

　　江蘇省政協委員王雨時日前就向省政協九屆五次會議提交提案，建議反腐倡廉應加強監管公務員中的高爾夫球球會會員，紀委、監察部門應對公務員打高爾夫球的現象進行深入調查，加強監管公務員中的高爾夫球球會會員。

　　必要時請檢察機關從會員名冊入手，調查名冊中的公務員，特別是黨政領導干部的受賄嫌疑。　

　　在內地，對于工薪階層，打高爾夫球屬于奢侈運動，一般民眾根本負擔不起高昂的費用。但在高爾夫球場上，卻經常可以看到為數不少的官員。這在正常情況下，有多少官員能靠自己的合法收入在高爾夫球場上揮桿自如？

　　于是，許多官員的腐敗之路正是從其原來“力所不能及”的高爾夫球起步，其中最典型的代表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醫療器械司原司長郝和平。案發前的他有非常時尚的打高爾夫球的愛好，不但乘飛機到全國各地去打高爾夫球，更專門找最高檔的球場打。

　　這一愛好自然導致其受賄的三張高爾夫會員卡就超過五十萬元，占其受賄數額半數以上。因此，不少官員瀟灑揮桿的背后隱藏著錢權交易的骯臟。嚴查、監管公務員高爾夫消費，無疑是反腐的重要組成部分。　

　　事實上，在許多國家和地區，高爾夫運動也被視為奢侈的娛樂活動，與賭場、紅燈區幾乎齊名，是政府公職人員需避嫌之地。二○○六年三月初，韓國時任總理李海瓚因“在不適當的時間和不適當的人士打高爾夫球”，引發民怨而被迫引咎辭職。

　　韓國國家清廉委員會旋于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制定《關于公職人員打高爾夫及個人娛樂行為標準的方針》，并下達全國八百零四個中央、地方行政機構及與公職相關的機關團體，禁止公職人員與職務相關人員一起打高爾夫；

　　即使是自費打高爾夫球，也只限于家人之間；因不得已須打時，則須事前或事后向所屬機關負責人報吿，以期減少和杜絕公職人員娛樂腐敗和瀆職犯罪。　

　　當然，嚴查高爾夫消費，只能是局部的治標之舉。這就需要監管部門在嚴查高爾夫消費的同時，將更大精力放到治本的制度監管上。因為官員之所以獲邀打高爾夫球，正是因為其擁有的權力。

　　在制度監督缺失情況下，處于暗箱操作中的權力是可以為個人謀利的。所謂的權力尋租，所謂的賣官鬻爵，正是暗箱操作下的權力的亂用。因此，與嚴查高爾夫消費相比，破除權力的暗箱操作顯得尤為重要。

　　倘若權力的操作仍處于高度的封閉中，即使發現類似韓國高官“在不適當的時間和不適當的人士打高爾夫球”事件時，也不可能有由此去職的結果；即使高爾夫消費被嚴查，權力也可通過其它方式繼續去尋租。

　　權力濫用和未能有效監督是腐敗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對此，媒體在反腐中的作用更顯重要。媒體披露信息、監督權力、形成輿論、敎育民眾，不僅有助于職能部門打擊腐敗，更可在全社會形成拒絕腐敗、預防腐敗的良好風氣。　

　　層出不窮的腐敗現象是政權之痛，不能有效運用社會監督則是政權之失。無論是反腐還是對

　　權力的有效監督，應更多地把權利交給社會監督。要眞正建立起“公開化”和“透明化”的權力運行體系，建立起完全有效的社會監督機制，讓權力受到監督和制約。有力的反腐制度，只有通過內部的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的完善，以及外部監督的有力、有效等制度設計來實現的。

　　來源：《澳門日報》29日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