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29日電 子曰：知其不可而為之。香港《商報》發表文章指，孔子說話太深奧。“不可為”是指應該做而很難做的事情，君子以仁義為依歸，符合仁義的事情，雖然不可為，亦當勉力為之。這也就是所謂的義不容辭。

　　文章指，近來有人講《論語》，竟然認為《論語》是關于快樂的學問。《論語》若是使某人快樂，《論語》怕是被折成了紙船，掛圣人之名偷渡走私貨品，且獲取了暴利。用《論語》獲利，遺害深遠。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我們必須清楚，嚴謹的道德規范是嚴肅的法律制度的基礎。將《論語》這部道德規范巨著，還俗為《心靈雞湯》和《為人處世手冊》，堪稱文化的欺師滅祖。更為嚴重的是，幼稚的孩子們，會舍本逐末，不重修身而重取巧，不重道義而重利益，徒增小人耳。

　　古今中外，君子成仁取義，莫不含辛茹苦，甚至流血犧牲。君子或許可以令天下人快樂，君子卻未必快樂。

　　某人云：宋朝宰相趙普說，半部《論語》治天下，翻遍整部《論語》，卻找不到半句治天下的話語。

　　聞之令人驚訝。何謂治天下？《論語》是用來治人心的，它確立了中國人的道德倫理標準。而道德倫理正是一切法律的法理依據，法律是制度和政策的根基，昌明盛世莫不是依法治國。難道可以用《鬼谷子》、《素書》、《反經》來治國嗎？難道中國五千年的人治還不夠嗎？難道泱泱13億人口之大國可以用法外之術治理嗎？

　　亞當史密斯在寫《國富論》的同時，一同寫下了《道德情操論》。他深知沒有《道德情操論》作為法制建設的基礎，《國富論》強調的市場功能將無法發揮作用。

　　孔子的偉大之處，在于為萬世立根本。孔子不是為了后人快樂而著書立說，再說一遍，不是為了后人快樂，而是為了后人幸福。中國需要偉岸君子

　　孔子亦深知這幸福來之不易。他自己一生克己復禮，他要求天下的知識分子，擔起責任和使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知不可為，而勇于為之，擔負起時代的責任和使命，這才是圣人君子的風范。

　　現在中國正在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建立和完善新時代的道德倫理體系，并在這一道德倫理體系基礎上建立中國的法律體系。中國人要走的道路仍然艱辛而漫長，需要無數賢人君子的努力。中國的知識分子遠未到可以快樂的時候！

　　社會的商業化，不可避免會侵蝕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特別是那些不讀圣人書或者歪讀圣人書的淺薄知識分子。但是，就如同暴力的焚書坑儒，無法泯滅人類的良知一樣，金錢的侵蝕也無法遮蔽道德的光芒。人類理性是人類文明的根本動力，這是物質力量無法阻擋的。

　　筆者不愿點名舉例，不去逐條批駁，也不希望一些人借光自明(名)。惟希望中國的知識分子，拿出道德的勇氣，知不可為而勉力為之。不要偷奸耍猾，不要貪名圖利，不要逞一己之快樂。雖然是二十一世紀了，我們仍然需要君子，我們需要支撐我們這個偉大國家和偉大民族的偉岸君子。(盧麒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