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賭王最能干女兒”的何超瓊接受本報獨家專訪詳解何氏家族回歸應對賭牌開放內幕及澳門博彩業(yè)前景

　　由“澳門近代風云權威象征”何鴻燊開創(chuàng)的何氏家族產業(yè)，與澳門經濟文化發(fā)展進程密不可分。澳門回歸后，這個家族也備受考驗——前有2005年賭牌開放帶來的沖擊，后有近日賭王何鴻燊入院而引發(fā)人們對何家產業(yè)的傳承積極進行揣測。

　　作為何家第二代中的佼佼者，曾入選美國《財富》雜志“50位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商界女性榜”，并被稱為“賭王最能干女兒”的何超瓊，在何家產業(yè)的傳承中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11月25日正值何鴻燊88歲大壽，與以往不同，他今年的生日在醫(yī)院度過。何超瓊在前往為父親賀壽之前接受本報特派記者獨家專訪，透露賭王的病情已明顯好轉，同時詳解了回歸后何氏家族應對一系列考驗和沖擊的內幕，廓清澳門博彩業(yè)的發(fā)展前景。

　　談回歸10年

　　澳門演好自身角色無須憂慮

　　對于何氏家族來說，澳門是建立賭王帝國的起點，意義不同尋常。與此同時，這片土地也見證著一個家族對地方經濟文化的龐大影響力。

　　廣州日報：您覺得澳門回歸十年來有什么變化？

　　何超瓊：澳門回歸十年，時間并不長，但形成了“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基本架構。就像特首說的，澳門是“從零開始”，甚至“從負開始”。因為澳門和香港不同，香港在回歸前已經有市民參與政府管理，在自我管治制度上擁有一定經驗，但是澳門沒有。在回歸初期，澳門肯定會遇到一些無法預計的困難和問題，和理想有一定的差距，但也獲得了進步和成績。

　　廣州日報：對于澳門，何家有自己獨特的感情。

　　何超瓊：戰(zhàn)亂時父親逃難到澳門，之后在這里開創(chuàng)了他人生的事業(yè)。上個世紀60年代，他重回澳門進入人生最重要的階段。從那時到今天接近50年，無論是對父親還是我們的家族企業(yè)來說，都十分重要。沒有爸爸打下的根基，我們不能在澳門占一個席位。澳門也是我現在開展事業(yè)的重心地。父親在這里建立了強大的人脈網絡，和我們將來的發(fā)展息息相關。

　　廣州日報：那您怎么看待澳門的未來？

　　何超瓊：我認為澳門的未來仍需探討一個完善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良方。從宏觀層面上看，回歸后國家給了澳門很多支持和政策性優(yōu)惠。特別是從締造大珠三角和粵港澳的全面合作目標看，澳門的市場有無限發(fā)展空間。澳門很小，直接推動經濟的動力就是旅游事業(yè)。中國內地本身是一個最好、最大的市場并且提供很大的需求。我認為澳門只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需要太憂慮前景和發(fā)展。

　　談賭權開放

　　回歸前就有心理準備

　　何超瓊呱呱墜地的1962年，恰好是何鴻燊投得澳門賭場專營權的時候。從那時起，何家控制澳門賭博業(yè)長達40年之久；然而獨市生意在2005年戛然而止。

　　廣州日報：回歸后的2005年，賭牌開放結束了何家對澳門博彩業(yè)40年的獨控，當時受到的沖擊有多大？

　　何超瓊：其實在回歸前，我們就知道不可能一直維持賭場專營的狀況，并意識到這一天肯定會到來。

　　所以，一開始我們不僅沒有抗拒，而且做好準備，全力配合。一個企業(yè)的命運相比一個地區(qū)、國家的發(fā)展來說，是微不足道的。從時機上來說，如果賭牌開放是發(fā)生在回歸之前，那么對澳門博彩業(yè)來說未必是好事，太早引入太多競爭，市場會變得混亂。

　　回歸后，市場大了很多。何家完全不覺得擔憂、沮喪，反而積極地希望可以繼續(xù)推動新一輪的發(fā)展。引入外資一起參與競爭，首先是開拓了市場；其次引入外資實質上提升了澳門的地位和知名度。假設當時政府只將賭牌分拆給澳門本土企業(yè)，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矛盾。

　　當然，畢竟我們受到沖擊，無論是情緒穩(wěn)定、向社會交代、自身的競爭能力等方面，確實都承受了很大壓力。其中最沮喪的是，當時很多人一面倒地認為外來企業(yè)會打垮我們本土博彩業(yè)，這種想法較不公道。

　　其實我那時還未進入博彩業(yè)領域，很“僥幸”地躲過這段最困難的時期，但是我分管的信德集團需要為博彩業(yè)務提供配套服務，所以也感受到了壓力。賭牌開放頭幾年，我們非常努力地調整。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讓我們變得更有競爭力。

　　廣州日報：這個調整期大概花了多少時間？

　　何超瓊：起碼用了三四年。政策剛出臺時也不斷調整，加上其間還要面對SARS、金融危機等新挑戰(zhàn)。直到今天，何家企業(yè)還沒有停止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