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六月二十日電　題：《明報》老總眼里的新聞自由

　　中新社記者　董會峰

　　“你找張健波這樣不聽話的人做總編輯，《明報》能否過渡‘九七’都成問題。”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一位香港資深媒體人士對張曉卿(《明報》大股東)說。

　　張曉卿隨后當面詢問張健波的看法。張健波答：“在香港辦報，不是講聽不聽話的；最重要是把握時代脈搏，找事實，講道理，拿捏好分寸。”

　　十年過去了，當談起這件往事，張健波說：“我是一個有話直說之人，在新聞界有很多朋友，也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可以告訴你，回歸十年，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目前依然是華人社會中言論最自由、新聞自由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我在‘九七’回歸前十年加入《明報》，至今回歸十年，見證了《明報》編輯部在回歸前后的變化——《明報》編輯部現在享有的編輯自主權，堪稱二十年來最高。”

　　新聞界曾有兩大擔憂

　　張健波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說，“九七”回歸前，香港新聞界有兩大擔憂：一，香港回歸后，還有沒有新聞自由？二，市場競爭和利益驅動之下，“煽色腥”會否在報刊泛濫成災？

　　“回歸十年來，大家的第一個擔心并沒有發生，基本上新聞自由沒有多大轉變。媒體獨立運作、自主經營，該贊則贊，該批評就批評。有美國同行來問我，香港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十年來變了沒有？我說，你去九龍尖沙嘴或銅鑼灣看看那些標語和口號，就明白今日香港有多么自由了。”

　　“不過，從大學進行的民調看，有兩點值得我們省思：一是媒體的‘煽色腥’情況依然嚴重，以至媒體的公信力不斷下降；二是部分市民、新聞業者感覺媒體的自我審查比以前有所增加。”

　　“商人辦報未必不好”

　　隨著去年《信報》易主、創辦人林山木(林行止)淡出，有人形容是香港“文人辦報”年代的結束。對此，張健波說，很難去評論，因為何謂“文人辦報”、何謂“報人辦報”，概念模糊，眾說紛紜。

　　“商人辦報，未必就不好。關鍵看這個老板是怎樣一個人。是一心賺錢，還是有所理想，兼顧社會公義。香港有線新聞臺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它是商人辦的，但按照新聞規律辦事，新聞報道有聲有色。”

　　“就《明報》來說，老板(張曉卿)人不在香港。他定下編輯方針，總編輯負責執行。目前，編輯部擁有大約百分之九十五的自主權，是二十年來最高。”

　　“在香港辦報、辦媒體，一看老板，二看市場。但新聞工作者最大的問題，還在于我們自己的能力如何。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資訊發達，記者應在保持沖勁的同時，提高自身質素和寫作水平，加強對國家、對國際問題的研究。”

　　“向左走？向右走？”

　　舉凡媒體，皆有立場。傳統上，香港媒體依政治立場不同，分為左、中、右。

　　張健波說，香港回歸后，媒體一定程度上面臨“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的問題。十年過去，大格局未變，依然是中間報紙數量最多。

　　“《明報》創辦四十八年，堅持做一份中立的報紙，不表示對政治無立場。比如，《明報》堅持民族立場，反對分離主義；同時反對戰爭、反獨裁。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視角，有人說我們在特定議題上中間偏右，陳水扁則說我們是共產黨的報紙。”

　　“媒體最重要的，還是能否堅持是非，追求客觀，不公器私用。”

　　“就左派報紙而言，也可以辦得很好看。《文匯報》近年來的努力令人稱道，其轉型不但見乎版面設計，還在于報道內容和社評的深化。”

　　下一個十年

　　“十年之后，香港傳媒市場會變得怎樣？”

　　面對記者的問題，張健波想了想說，十年，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短暫的一瞬。但現代科技、互聯網的發展，讓人“永遠想不到”。

　　他說，過去十年，香港媒體有兩大變化和沖擊：互聯網改變了傳統媒體的發展模式和讀者群體；免費報紙異軍突起，三份免費報紙日發行近百萬份，直逼十多份傳統付費報紙的總發行量(約一百二十萬至一百四十萬份)。

　　張健波拿出隨身攜帶的小紙本，用筆畫出一個二00七至二0一七發展示意圖。他說，未來《明報》的傳統讀者或減少，但明報新聞網站則呈現點擊率、廣告收入節節上升之勢。

　　七個收音機

　　張健波系明報“三朝元老”，先后擔任查良鏞、于品海、張曉卿時代的總編輯或執行總編輯。“這三位老板各有所長。論才華、勤奮，查良鏞先生令人尊重，今天在香港還沒有第二人。”

　　每天，《明報》編輯部要開四次會，策劃、商定次日的重點新聞及評論。“除了開會，我每天必不可少安排二、三個小時的‘傳媒消費時間’。十年前，我訂閱十份報紙，后來減至七份，現在只有兩份。如今更多的時間，是上網看新聞。對我來說，太陽每天都是新的，新聞不斷在發生。我中意這份工作，如饑似渴，在追求事實真相中得到滿足。”

　　張健波透露，他在新聞上“中毒”很深。為了隨時了解、捕捉本港、兩岸及國際新聞，他在家中不同的位置擺放了七個收音機，包括洗手間，隨時打開收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