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重大戰略較量難避免 中國掌握主動還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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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王緝思，1993年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2001年5月起兼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2005年起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兼任中華美國學會會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副理事長，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等。被業界稱做“中國知名智囊人士”、“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美國觀察家”、“鉆進白宮心臟的中國行者”。

　　【評論動機】

　　當一些中國網民尚在驚詫于希拉里在東盟會議上何以突然地“伏擊”中國，美國對華強硬派已經將“希拉里主義”推向前臺了；當一些中國人尚在將“華盛頓”號航母不開至黃海視為外交“勝利”，美國報刊已在歡呼雀躍于“美國頂住中國的威嚇”；當中國輿論還在觀望并爭辯美國對華政策的“變”與“不變”，西方輿論已明確將今夏美國在亞洲一北一南兩場爭端中的出手定性為“里程碑”和“樞紐”，“這一刻改變的不僅是美國對華政策，還有該地區各國的對華政策”。

　　這一刻，預示著中美新戰略較量的序幕已經開啟。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緝思將為我們深度剖析：中美關系的漸變是如何發生的；在雙方重大利益關切問題上，兩國是否漸行漸遠；美國國內政治因素、兩國客觀實力及主觀認知的變遷將給兩國關系帶來什么樣的變數；中美整體戰略態勢將如何發展。

　　【先驅語錄】

　　★在兩國關系的幾大重大議題領域，幾乎都因結構性矛盾而新增了消極因素，導致更濃厚的戰略猜疑而非促進戰略互信。

　　★當前中美關系的癥結在于，在中國越來越強烈地說“不”的重大戰略與安全問題上，美國并沒有改弦更張的意圖和跡象。

　　★也許只有在經歷一場或幾場重大較量之后，雙方才能摸索出若干新的政策底線，構建一個更為穩定的戰略關系框架。

　　2010年年初，美國宣布新的對臺軍售、谷歌事件、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中美貿易摩擦、美國炒作人民幣匯率等問題相繼發生，引發了自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以來中美關系最嚴重的政治風波。4月上旬，以兩國元首通電話及宣布胡錦濤主席赴華盛頓出席全球核安全峰會為標志，雙邊關系實現轉圜。5月24日-25日，在北京成功舉行了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金融和能源合作等諸多領域取得實質性成果。

　　然而，盡管近來中美關系的氣氛有所緩和，但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仍在激化。正如美國防部長蓋茨抱怨未能如愿訪華以及美韓黃海聯合軍事演習等事件所揭示的，中美戰略互信遠未培育出來，而戰略互疑卻在近幾年中日益加深。

　　更濃厚的戰略猜疑而非戰略互信

　　本文將當今中美關系同2003年的中美關系作對比，來證實以上判斷。之所以選擇2003年為參照系，是因為那是冷戰后中美關系發展較為順暢的一年。當年11月，正在訪美的前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說，“鮑威爾國務卿不久前說美中關系正處于最好時期。我同意這樣的評價。但我愿意補充說，中美關系還應當也可以做到‘更好’。”

　　首先來看中美雙邊經貿關系。2003年，中美經貿摩擦案例很多，美方也提出人民幣匯率問題。但是當時的摩擦主要集中于貿易不平衡、反傾銷、知識產權等傳統領域。一般來說，經貿關系在總的雙邊關系中起著“壓艙石”的積極作用。相比之下，當今中美經貿摩擦已經擴展到金融領域，人民幣匯率等問題高度政治化。同時，高盛、谷歌、通用電氣等跨國公司對中方扶植自主創新產業等政策十分不滿，指這些政策影響其利潤和市場份額，認為中國開始排擠外資。雙邊經貿關系不僅不再是“壓艙石”，其中許多問題反而成為培育戰略互信的嚴重障礙。

　　再看中美軍事關系。在南海撞機事件后中斷的雙邊軍事交流，以2003年10月中國軍委副主席曹剛川訪美為標志，實現了“全面恢復”。當年兩國海軍艦只在良好氣氛下互訪對方軍港。今年初以來，中美軍事交流因美國對臺軍售問題而進入“冷凍”狀態，軍方之間的對立言論也在升溫。兩國海軍在中國沿海地區發生碰撞的危險上升。軍事關系嚴重滯后于中美在其他領域的關系。

　　中美關系發展至今天這種局面，與美國國內政治與領導人因素密切相關。2003年，由于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迅速得手，布什總統聲望如日中天。共和黨占上風的國會對布什本人親自掌控的對華政策不持異議。但是，今天奧巴馬總統的國內支持率低于當年的布什，對美中關系的把握力度也不如布什。民主黨將在今年11月的中期選舉中遭遇共和黨的嚴峻挑戰。國會議員出于國內政治考慮而攻擊中國，外交和國防班子中的對華強硬派也在抬頭，使現政府對華政策呈左右搖擺之勢。

　　美國對華政策的新調整給兩國關系帶來了不少新變數，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重大問題上：反恐與國際安全問題。當年美國深陷中東，排除了將中國視為主要安全威脅的可能性。今天情形已大不相同。美國不滿中國在伊朗核問題上的態度，而中國對聯合國制裁伊朗決議所投的贊成票相當勉強。國內不少觀察家擔心美國反恐告一段落后將矛頭指向中國。中國對于奧巴馬政府提出的“零核世界”構想態度并不積極。美國在中國周邊布局造勢的動作也引起中方更高的警惕。

　　在美國最為關切的朝鮮問題上：目前中美都視對方為事實上的消極因素，戰略互疑增加。中方懷疑美韓加強軍事聯盟含有對抗中國的戰略意圖，美方則指責中國越來越偏袒作為“盟國”的朝鮮，同美國的目標分道揚鑣。

　　再來看中國大陸至為關切的臺灣問題。從布什本人到所有負責對華事務的高級官員，都多次強調一個中國政策和不支持“臺獨”的立場，由被動不接受“臺獨”轉為主動“防獨”。中美在臺灣問題上形成了某種共識和政策協調。反觀今日，在兩岸關系持續改善的時候，美國更多地被視為其中的負面因素。前外長李肇星今年3月說，美國對臺軍售相當于“在兄弟擁抱時遞過一把匕首”。

　　非傳統安全問題。2003年防治非典，拉近了中美兩國在非傳統安全問題上的認知。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則出現了一些讓雙方不愉快的場景。在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合作方面，懷疑對方戰略動機者大有人在。

　　總之，在以上兩國關系的幾大重大議題領域，幾乎都因結構性矛盾而新增了消極因素，導致更濃厚的戰略猜疑而非促進戰略互信。

　　實力拉近，認知差距卻拉大

　　綜合來看，數年來國際格局和中美的實力對比相對發生了較大變化，但是，美國仍然在是否、又該如何承認中國崛起問題上游移不決。

　　2003年，中美兩國GDP分別為1.4萬億和10.9萬億美元，中國GDP只有美國的1/8多一點。當時國內普遍擔心美國的戰略擴張勢頭和建立單極世界的圖謀。2009年，中國GDP高達5萬億美元，占美國14萬億美元的1/3以上。美國GDP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從2003年的29%降低到現在的23%左右。中國軍事力量迅速增強的趨勢令人矚目。無論如何解讀數字，中美兩國硬實力迅速接近，是不爭之事實。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整體實力和影響下降，新興國家在世界舞臺上的作用日益突出。在全球治理機制的結構性轉型中，中國逐漸進入權力中心。

　　兩國實力相對拉近，但輿論反映的認知差距卻在拉大。針對西方的“中國威脅論”，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分別于2003年12月和11月闡述了中國的和平崛起道路，受到美國輿論的關注與歡迎。當年美國學界關于中國的評論相對公允，普遍認為中國的長遠走向是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然而今天美國輿論界除了繼續散布“中國威脅論”之外，又出現了“中國傲慢論”，對于中國國內政治和對外關系的負面報道明顯增多。諸多評論家認為中國強大之后終將同美國分庭抗禮。在中國方面，以《貨幣戰爭》、《中國不高興》、《中國夢》等書籍為代表，輿論風向也有明顯變化。褒揚“中國模式”、批判美國模式和“普世價值觀”、抵制美國政治文化影響、取代美國成為第一軍事強國的觀點日益上揚。質疑“韜光養晦”外交思想等論調，在國內媒體中屢見不鮮。

　　中國掌握主動還需要時間

　　不可否認，同2003年相比，今天中美務實合作的廣度和深度確實得到了發展，尤其是在教育、衛生、環保、能源、金融等領域，存在著廣泛的、不斷擴大的共同利益。

　　然而，綜合而論，在中美兩國國內政治、實力消長與國際地位均發生變化的新形勢下，兩國之間的戰略關系框架正面臨重大調整。隨著自身實力的迅速上升，在維持對美關系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中國將要求在上述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抬高政策底線，改變現狀，爭取主動。在中美博弈中，中方控球的時間更長了，而球越來越頻繁地踢到了美國那半場上去。

　　可是關鍵問題是，當前中美關系的癥結恰恰在于，在中國越來越強烈地說“不”的重大戰略與安全問題上，美國并沒有改弦更張的意圖和跡象。而美國不改弦更張，中美關系就難以維持穩定。

　　美國政治主流并未承認美國實力地位正在衰落，不承認西方在國際道義、發展模式等方面存在根本缺陷，反而宣稱奧巴馬上臺后美國的對外關系和國際形象得到改善。雙方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認知差距在擴大而不是在縮小。美國戰略家仍在中國對外關系和國內問題上發現“軟肋”，并試圖加以利用，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利用周邊國家對中國的疑懼心理，在戰略上“重返亞洲”。

　　還應當看到，美國對華戰略的改弦更張將是一個很長的過程。而中國實力地位的提高并不能迅速轉化為對美關系中的主動權和政策杠桿。因此，未來兩國之間的戰略合作空間將受到擠壓，重大較量將難以避免。也許只有在經歷一場或幾場重大較量之后，雙方才能摸索出若干新的政策底線，構建一個更為穩定的戰略關系框架。

　　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中國國內的穩定和發展是中美關系穩定和發展的前提。把國內的事情做得更好，才能把對美關系處理得更好。當前，涉及對美關系的決策部門越來越多，外交、國防、維穩、外貿、金融、能源、涉臺、宣傳等部門的相互協調并在重大政策性問題上同中央保持一致，是穩定對美關系的關鍵。(原載《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簡報》，略有增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