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冷靜對待中日“逆轉” 全民中產最感自豪(2)

　　全民“中產”

　　在過去的42年中，日本人最引以自豪的是他們建設了一個全民“中產”(也叫做一億“總中產”，因為日本有一億多人口)的國家。

　　1979年，大平正芳當選為內閣首相，照例是要有一個回答記者提問的時間。記者的提問大都在日本政治、經濟方面，偶爾也會提一些關于首相個人的問題。

　　有記者問：“大平先生現在是一國的首相了，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經濟地位？”

　　“我覺得自己屬于中產階層。”大平正芳說。

　　到了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中產成了日本最普通也最能獲得支持的一個詞。說自己中產既是求得共鳴的最好方式，也多少顯示出了日本特有的自豪。這和后來1980年代出現的土地價格飆升，一部分人開始占有大量的不動產成為豪富，以及再后來出現的IT暴發戶，那種在東京市中心蓋一座只供自己一家人住，面積卻要有上百畝的情況大為不同。

　　自從1970年代開始，議會中，在野的社會黨和共產黨等不斷向執政的自民黨發起猛烈的攻擊，說他們在教育、醫療、住房等各個方面出臺的政策不利，隨時要取而代之。國際上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也讓自民黨不得不注意社會福利體制的建設。

　　中小學9年義務教育在戰后已經普及。日本的義務教育實際上就是免費教育，本來全年的學費、書本費只相當于普通工作人員幾天的工資，對于收入少，納稅少的人則是全部免費。日本說的義務，更多的是指家長必須讓自己的適齡孩子進入學校學習的義務，如果孩子沒有去學習，法院將會追究家長的責任。

　　高中的費用同樣不高。眾多的大學生是靠勤工儉學來上大學的。“我們的鄰國正在搞政治運動，我們這些大學生聽說后，也開始謀劃日本文化大革命。大學準備提升學費的時候，我們全校學生行動了起來，共同反對提高學費。上個世紀60年代、70年代，很少有學校敢單方面漲學費的。不像現在，大學說漲就漲了。”已經是一家上市企業的總裁森協先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日本早在1961年就已經設置了“國民皆保險”制度，保險的費用與個人的收入掛鉤。收入高的人，繳費高，收入低的人只需交納相當于普通人打幾個小時工的工錢。看病報銷，繳費高的人報銷的比率也高；繳費少的人，通常只報銷30%。日本醫療費極為昂貴，但日本人照樣看病，很少聽說因為沒錢而看不起病的。

　　日本最不成功的可能是他們的住房政策。“總中產”日本人，不論在東京還是鄉下，其標準是有一套二層小樓。于是人們看到的是輕軌走上幾十公里都是連綿不斷的二層住宅，樓宇樓之間缺少綠地，公路兩旁沒有樹木，從高處向東京、大阪等大城市望去，下面的住房如同碎片。走近看時，雖然外表精巧，但大都是使用壽命三、四十年的廉價房子。公房不是沒有，但在民間鼓吹“官不得壓民”的時候，公房房租要高出私人出租價格，這樣給民間留足了賺錢的余地。

　　毫無興奮點的“夢”

　　在基本實現了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方面人人有保障以后，良好的社會條件開始讓日本變得“內向”。

　　1993年日本GDP規模在4.8萬億美元，其后的17年中，雖然也有超過5萬億的時候，但基本上被固定在5萬億美元上下。從1977年到1989年的十多年時間，日本GDP實現了翻兩番，其后則是長期停滯。

　　但是這期間，日本GDP維持了世界第二的規模，這與日元升值有著很大的關系。196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產業升級要大大超過歐美，日本經濟發展形勢也要好于其他國家，這帶來了1980年代以后日元匯率的一路飆升。

　　《產經新聞》等日本報紙，喜歡把日本的鄰國描繪成坐在火山口上的國家，靠這些來凸顯日本的平和、穩定。一位3次來中國赴任的日本官員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們這么大的國家機關，想找幾個肯到外國工作的人都非常的困難。并不是語言問題，是很多官員對去外國工作沒有興趣，不愿意到外國去。結果是我這樣的人要反復來中國工作。”

　　去美國會不會好一些？情況同樣很糟糕。美國哈佛大學應該是很不錯的學校，但是2010年僅招收到了5名日本留學生，同一時期招收的中國留學生人數為463人，韓國也有314人。“很多人對上哈佛都沒有興趣了。過去官員們會十分愿意去美國讀書的。”上述日本官員說。

　　8月15日，日本產業能率大學做了一項調查，在問到400名18～26歲剛剛進企業工作的人是否愿意去外國工作時，49.0%的人立即回答：“不愿意。”可以挑選國家的話，24.0%的人表示可以考慮。

　　在日本上名牌大學，畢業后進大企業，一生在一家企業里工作，最后在日本安度晚年，這些成了日本大多數人的毫無興奮點的“夢”。2010年年初，野村綜合研究所對1萬名工薪階層的人做了調查，在回答“你是愿意在大企業里工作一生，還是在有很好的條件時自己創業？”這個問題時，20歲的人只有27%表示可以考慮創業，30歲的人也只有39%的人選擇了創業。

　　在日本經濟從復興走向繁榮，拿下世界第二把交椅時，曾經有諸多的日本企業家脫穎而出，但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已經很少能夠找到一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日本企業家了。不僅是企業家，在媒體特別發達的日本，我們也很難舉出一位記者、專欄作家的名字。

　　當日本就要交出其GDP世界第二的位子時，也許發現這42年日本構筑了穩定的物質社會基礎，而其精神文化則需要跨越“內向”，在今后的國際社會中逐步構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