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全球化是中美關系最大的‘壓艙石’”

　　中美雙方維護國際安全、穩定，進而根據全球力量變化調整自身的外交和安全資源配置，包括對雙邊和多邊國際協調機制的探索都不應是針對對方的，不能被簡單地看作是一種競爭性的“零和游戲”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楊士龍

　　最近一個時期，中美關系的負面消息似乎一下子多了起來，兩國媒體和民間輿論的注意力都被美韓黃海軍演、中美高官在南海問題上的言辭對撞等事件所吸引，對奧巴馬政府上臺以來雙邊關系“高開低走”的趨勢表示憂慮。針對這一現象，本刊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吳白乙。

　　從中美關系的戰略大局出發

　　《瞭望》：作為長期研究國際戰略問題的學者，你怎么看中美關系的現狀和今后的走勢？

　　吳白乙：7月下旬我去美國開會，正趕上兩國在黃海、南海問題上爭論上升，從訪談的美國政府和智庫的許多人那里聽到的說法和看法中感受到，美方的確對中國的擔心和疑慮在增加，有些人甚至認為中美關系再度進入了“一個危險的沖突期”，主要理由是中國對外特別是在周邊的行為看上去“咄咄逼人”，仿佛要借美國當前處于后金融危機時期的困難搞分庭抗禮，在亞太地區搞“一家獨大”，在其他地方挖美國的墻腳。對此，美國自然要作出反應，所以中美之間摩擦甚至激烈較量的幾率必然會增加。我的看法是：

　　第一，中美關系確實比以前復雜、寬泛了不知多少倍，雙方政府和官員都應明白其中各個領域、各種動力、各類利益既有相互促進，也有相互矛盾甚至抵消的內部機理。對此，理智和健康的認識應該是一方面承認這個大盤子對雙方“利大于弊”，另一方面也要允許“按下葫蘆浮起瓢”，及時控制好突出的矛盾。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系沒有停下來，一條寶貴的經驗就是經過多次的激烈調適，最后雙方都能夠將暫時的、局部的利益矛盾平息下來，服從長遠的、全局的利益需要。

　　所以，在出現階段性矛盾的關頭，兩國領導人和有識之士都要“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能因暫時的困難而過高地估計兩國關系沖突的一面。正像中國領導人在前一階段處理全球金融危機時所倡導的那樣，在遇到巨大困難的時候“信心更重要”。

　　第二，發展中美關系為什么“利大于弊”？什么是中美關系的戰略大局？美國人擔心中國的戰略意圖似乎是要急不可待地削弱甚至取而代之，中國國內也一直存在對美國打壓、圍堵中國發展和上升空間的憂慮。站在各自的角度，這些看法都能找到許多證據。但這些角度都還是階段的、地緣政治的。

　　看待中美關系，更重要地是要找到大的歷史和全球視野來解釋和預測。比如，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決定其必定充當貿易、資本、技術、安全和治理全球化進程主要推手的角色，并且從中獲得巨大的體系優勢和利益。與此同時，美國也必須承受這一進程中的必要代價，允許其他體系成員分享發展的紅利；作為特大型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只能通過加入、尊重進而獲取全球生產、貿易和服務體系，并逐步為其進步和平衡發展作出貢獻來得到穩定的、可持續的繁榮。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國際戰略主線，始終是承認和維護體系分工乃至相應的權利、責任，因此中國外交也一直實行全方位合作與和平共處的指導學說。

　　一句話，美國和中國都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獲益者，全球化帶給中美兩國超出歷史先例的共生利益就是中美關系最大的“壓艙石”。按照這個邏輯，雙方維護國際安全、穩定，進而根據全球力量變化調整自身的外交和安全資源配置，包括對雙邊和多邊國際協調機制的探索都不應是針對對方的，不能被簡單地看作是一種競爭性的“零和游戲”。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陷入全球化帶來的結構失衡性危機后，戰略焦慮加深，對“分蛋糕”不僅缺乏信心，而且要和中國“斤斤計較”，好像中國的一舉一動都是針對美國的，于是就在中國周邊“設樁”、“打楔”來加以防范。如果說我對中美關系有什么擔心的話，那就是不愿意看到美國的思想界和主導對華政策的人士失去戰略眼光，重返前些年“新保守主義”勢力的窠臼，那樣不僅會導致中美關系的倒退，更可怕的是導致美國對外政策失去合作思想的基礎而走向孤立主義，最終錯失競爭和發展的重大機遇。

　　做好與美國深度相處的各種準備

　　《瞭望》：你上述“登高望遠”的觀點很有意思，但是怎樣處理中美關系當前出現的問題呢？

　　吳白乙：中美兩國固然要著眼大局，同時也要著眼解決好現實問題。

　　從打交道的具體角度看，我覺得從美國方面講，主要應該及時調整心態，像奧巴馬總統和洪博培大使所說的那樣，學會了解和理解中國。事實表明，美國對中國的強勢和快速發展一直沒有做好心理準備，解決不了既領導全球化，又無法接受中國強大的矛盾心結。此外，美國國內政治，比如兩黨競爭、立法與行政部門之爭、產業利益集團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媒體和非政府團體的角色都容易造成對華政策缺乏系統和長期穩定，同時也容易使美國其他對外政策對中美關系的沖擊和影響。

　　就中國而言，我們也沒有完全做好與美國深度相處的各種準備。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政治民主化程度的加深，對外政策，特別是對美政策的制定過程與參與也日趨多元，必然帶來部門之間協調、對外表達一致性等方面的困難，主渠道的聲音有時甚至被來自其他渠道的“雜音”所遮蓋。

　　我當然希望美國有識之士能意識到自身體制的各種不適應處，拿出有效的辦法避免中美關系頻繁地被其他次要因素干擾，說到底美國的對外政策也需要體制和觀念創新。

　　但美國的事情我們終究管不了那么多，只能做好自己的“家庭作業”(homework)。比如，對外決策還是應該高度集中在中央，集中在最高領導層，部門和行業的責任、權利和行動都要服從和服務于中央的大政方針；具體涉外工作的總體協調機制和質量，特別是權威性應進一步強化；對美外交要更加注重在國會、州、選區等層面的力度；涉外宣傳，特別是國內與國際宣傳的協調性應該進一步改進，主管部門應對非主流媒體的指導、通報和培訓制度作出創新；對學術研究，特別是系統性、前瞻性研究的國家投入與導向應該加強，等等。

　　總之，中國對外決策的體制優勢還是存在的，各級領導應該“講政治，講紀律，講大局”，不能放任部門利益和市場化因素“蠶食”中美關系關鍵的、全局性利益。從另一個角度講，做好了這些功課，我們就不會給美國內部的保守勢力提供“彈藥”，有利于保持兩國關系大局的平穩。

　　最后，我還想重復一下在別的場合談過的觀點，就是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的道路還很漫長，雖然已經在經濟總量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我們的綜合國力，特別是人均財富、科技、教育和文化實力仍然落后很多，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還面臨著艱巨的改革任務，這些都需要國人繼續冷靜地看待自己，謙遜地向世界(當然也包括美國)學習。落后而不知，小成易浮躁，得勢則忘憂，種種虛妄心態都不應阻礙一個偉大民族奮進的步伐，不可干擾其構建和諧世界的高尚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