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用哲學破解人權分歧 歐洲對華偏見漸有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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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老子和尼采握手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張崇防發自布魯塞爾 “反者，道之動！”“這就是生命嗎？好吧，那就再來一次！”東西方兩位分別走向不同極端的智者——老子和尼采，金秋10月在歐盟委員會總部大樓三層的一間會議室內實現了跨時空“握手”。

　　這是10月6日舉行的首屆中歐文化高峰論壇現場。為期兩天的論壇由中國文化部、歐盟委員會對外關系總司和教育文化總司共同主辦。開幕式當天，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一起出席論壇的中國總理溫家寶意味深長地發表演講說：“文化交流比政治交流更久遠，比經濟交流更深刻。”

　　與會者頻頻點頭。雖然近年來，中歐在政治和經貿領域的合作不斷拓展，但雙方社會和文化交流仍很有限，在人權問題上也分歧明顯。那么，首屆文化高峰論壇，能否使雙方從思想和哲學的層面探究造成分歧的根源，共同破解在人權問題上的“誤讀”？

　　東西方文化有交互

　　中國知名古文字學家裘錫圭對此樂觀期待，出生時代相距約2400年的老子和尼采正是一起出現在他的演講中。“這兩位分處東西方的、對后世都有巨大影響的思想家，由于時代、文化背景和個人的性格不同，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觀。”裘錫圭說。

　　但這位中國學者同時指出，中歐文化看似千差萬別，實際也有很多“共通之處”。他將老子與尼采的思想進行比較后發現，兩人都“反傳統”，所給出的宇宙運動的圖景“頗為相似”。“他們的思想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

　　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周弘在發言中這樣描述了東西方文化“握手”的場景：“有時候，你都不得不驚詫于人類的認知力、理解力和自身的感受力是如此的相似。”她舉例說，《論語》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實在《新約·馬太福音》和《路迦福音》里也有類似的表達。

　　這次論壇云集了來自中歐各地的30多位知名專家。意大利著名學者和作家翁貝托·埃科、法國著名學者朱莉婭·克莉斯蒂娃、以及中國學者趙汀陽、陸建德等也都在會上發言。他們圍繞“世界觀”、“現代化”和“美學”等三大主題展開討論，聚焦“全球化究竟意味著什么”、“不同文化和不同世界觀如何在差異下并存”等熱點話題。

　　論壇主辦方表示，中歐要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在做好一般性文化交流的同時，還應加強在思想、哲學等更高層面的對話與磋商，不僅對文明多樣性以及跨文化交流等進行研討，也需圍繞民主、人權、價值觀等影響中歐雙邊關系的深層次文化問題展開正面交鋒。

　　圍繞人權的會場“交鋒”

　　根據主辦方的設計，研討將直接碰觸雙方之間的價值觀、政治制度、民主、人權等敏感話題，希望通過辯論來激發更濃烈的探究對方文化的欲望，進而共同尋求化解分歧的途徑。

　　會上，主持會議的歐盟委員會對外關系總司副司長荷夫·喬安頗帶挑動意味地說：“前面進行了一些討論，但顯然談不上激烈，希望稍后舉行的自由討論能夠火藥味更濃些。人權問題可以多談一些。”

　　這句話果然切中“要害”，中歐學者紛紛亮出自己的觀點，展開正面交鋒。辯論從中歐在文化上的“誤讀”、對人權理解上的差異、以及雙方語匯和語境的不同等三個層面展開。

　　意大利哲學家和作家翁貝托·埃科率先發言，他指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歐文化交流存在“缺憾”甚至是“誤讀”。他說，東西方文化相互接觸，卻很難真正融合。歐洲和中國在相互了解方面還存在“不平衡”和“不對等”。據他觀察，在中國的書店里能見到大量西方哲學家、批評家和作家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出版，但中國此類的書籍卻極少被翻譯成歐洲的語言出版發行。

　　周弘則表示，由于受到自然條件和歷史發展進程等因素的影響，中國人和歐洲人的世界觀有明顯的不同。歐洲人更重視人與上帝的關系，中國人卻專注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歐洲人通過上帝或者抽象的觀念論證現實，中國人卻通過現實總結規律。

　　“在全球化時代，中歐之間的各種聯系急劇增加，人員交流、物資往來、習俗影響等與日俱增。但是，歐洲人繼續從上帝賦予的規則看世界，中國人則從和諧的社會規則看世界。所以，我們之間的誤解難免隨著交往的增加而增多。”她說。

　　具體到人權問題，中國學者強調，民主和人權都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都需要通過法律進行約束和規范。東西方因各自不同的文化、歷史、地理環境、發展階段等而對人權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民主形式本來就是多樣的，不能將人權過度地抽象化和絕對化，也不能在人權問題上奉行雙重標準，否則人權只會淪為虛偽和虛空。

　　歐洲學者聽完他們的發言后，立即解釋了各自立場。擁有保加利亞和法國雙重國籍的知名學者朱莉婭·克里斯蒂娃說，歐洲文化正在復雜的道路上行進，但它絕不是“法西斯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代名詞。“中國人不認識我們的上帝，但這不應成為雙方交流的障礙。中歐都認同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對它們的定義也在發生著變化。”

　　同時有西方學者強調，探究人權問題尤其要注意到各自的語匯和語境。在西方文化中，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是“兩回事”。但在中國文化中，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卻是同義詞。對此，中方學者表示認同，但強調雙方進行文化交流的語境和語言體系應該“完全平等”。

　　經過兩天的發言和辯論后，學者們仍顯得有些意猶未盡。一位比利時藝術家會后拉住記者詢問如何用漢語稱呼中國學者的名字，他說“想私下再找他聊聊”。一些歐洲學者開始恍然大悟，“中方正在通過文化高峰論壇發出一個宣言：中國不是一個單純的重商國家，而是追求文化立國。”

　　歐洲對華偏見漸有改觀

　　兩天的思維碰撞顯現出中歐在人權問題上的不小分歧。一方面，“老歐洲”的“沒落帝國主義”守舊思維、歐洲人愛做“教師爺”的傳統、以及“歐洲中心主義”的幽靈仍在。所有這些集中反映在歐洲動輒拿人權問題對中國說三道四、甚至直接施壓等具體做法上；另一方面，歐洲在人權問題上的態度近來也發生了一些轉變。

　　例如，一貫在人權問題上持強硬立場的歐洲議會議長布澤克今年7月初在向議員們介紹其5月訪華情況時表示，他在歐洲議會內“聽到的”與在中國“看到的”有很大的不同，歐盟要想保持與中方的良好合作關系，就不能在人權問題上“施壓過重”，雙方在人權問題上應該對話而非對抗。盡管布澤克向議員們強調，他不會在人權問題上軟化立場，民主、人權、法治等仍將居于歐盟對外關系的核心，但他同時強調：“中國是獨立國家，如果我們要想繼續發展與中國的關系，就必須要相互尊重。”

　　6月中旬，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阿什頓也向歐洲議會的議員們強調說，雖然人權是“普世原則”，但并沒有“萬能模式”，歐盟并非是經濟、政治的唯一成功者，推行人權外交應該務實。她建議歐盟在處理人權、民主等問題上做得“更聰明些”。

　　當然，在歐洲內部也還有另一種聲音。英國上院議員、歐盟委員會成員洛德·特沃森說，“中國是世界上脫貧最成功的國家”，但始自1995年的歐中人權對話“效果十分有限”。他批評歐盟在經濟利益驅使下，空談價值觀，沒有對華采取具體的施壓措施，今后應加大人權問題在對華政策中的分量，使中歐人權對話更加透明。

　　中歐交往中的大多數人士認為，面對中歐人權對話所面臨的困境，雙方應建立機制化的思想和哲學對話，以逐步奠定相互信任的基礎，最終實現有效的“突圍”。

　　學者期盼“中西合璧”

　　而首屆中歐文化高峰論壇的成效已經獲得了好評。周弘的評價是“總體效果不錯”，但她同時強調，此次的交鋒僅僅是個開始，尋求共同點也非一兩天內就能完成，后續工作要“細水長流”。

　　參與籌辦這次論壇的中國文化部官員也告訴本報：“這只是一個故事的開始，后面的章節更多，也將會更精彩。”

　　有關人士認為，就中方來說，舉辦這樣的論壇關鍵是要把政府的長處和學術機構的優勢結合起來，把政治性和專業性結合起來，要注重在國內和國外培養自己的“意見領袖”。參與交鋒的中方專家，不僅要擁有完整的理論體系，還要熟悉對方“辯手”的特點，善于運用其語匯和語境。

　　歐洲學者也認為舉辦這樣的文化交鋒“恰逢其時”。克里斯蒂娃強調，要盡快提高哲學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影響，否則，繼金融、經濟、社會等危機之后，還會出現第四種危機——文化危機。她說：“文化是幫助人類重新找到靈感的重要途徑，文化交流應成為國際體系中的重要一環。”

　　這位學者認為，突出文化的多樣性和多元化不是將各種文化簡單堆積，互不交流，互不理解，這樣就會使文化流于“平面化”。文化更不能淪為“政治的裝扮”和“市場的產值”，否則就難以擺脫“庸俗化”。

　　“歐洲文化是現代人權理念的奠基石。更為重要的是，每一種文化下的人民都應該考慮能從對方學到什么。歐洲不能照搬自由放任的‘美國模式’，而應該更多地強調集體的概念。我們也在認真地研究和學習中國的思想和經驗。”克里斯蒂娃說。

　　據了解，中歐文化高峰論壇今后有望每年舉辦一次，由中歐輪流“坐莊”。“通過對話，‘西方模式’絕非是值得效仿的唯一模式，‘中國模式’基于自身特有的文化，‘中西合璧’將是一個更為強大的機體。”一度在研討會上“煽風點火”的喬安讓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