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軍方面臨抉擇:土耳其模式或阿爾及利亞模式

　　2011年，浩大喧囂的“阿拉伯之春”革命中，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被拘押；兩年后，另一場更喧囂血腥的革命中，穆巴拉克這位埃及“最后的法老”被放了。兩場革命，一進一出，穆巴拉克個人乃至埃及國家的命脈，都牢牢掌握在軍人集團的手中。

　　不論是兩年前抓穆巴拉克，還是近日抓穆兄會領導人巴迪亞，每到埃及的關鍵時刻登臺亮相的都是軍方，而他們也在試圖解決一個問題——軍人集團應在埃及國家進程中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何種功能？

　　自1952年納賽爾領導“自由軍官”發動政變60年來，軍隊始終掌控著埃及。60多年來，埃及軍方已經壟斷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特權，影響力滲透到埃及社會政治經濟各個層面，形成一個特殊的利益群體。這在中東地區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普遍性是因為中東地區歷史上向來不乏軍人干政甚至把政的國家，比如曾經的土耳其；特殊性則是指中東沒有哪個國家的軍方對國民生活有埃及軍方那般滲入毛細血管的影響力——絕大多數埃及人至今深信只有軍方才是埃及最后的希望。

　　手握重兵、又對國民有非凡的影響力，這對于埃及軍方而言既是權力資產，也是政治壓力。軍方未來走什么路線，也就決定了埃及社會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能否重拾安全穩定的關鍵。

　　眼下，擺在埃及軍方面前的大致有兩種選擇：“土耳其模式”或“阿爾及利亞模式”。

　　所謂“土耳其模式”概括而言就是：擁有巨大影響力的軍人集團隱身民選政府背后，為其保駕護航。只要伊斯蘭政黨勢力稍有“抬頭造反”傾向，軍方就出面重拳整頓、收拾一番；待事態平穩后，軍方再次退居幕后，重新將權力交給民選政府施政。在“土耳其模式”中，軍人集團更多扮演的是“守夜人”的角色，該出手時才出手。

　　而在“阿爾及利亞模式”中，軍人集團扮演的則更像是“當家人”的角色。1988年，阿爾及利亞爆發了幾場突發性革命事件，被國家軍隊和社會主義民族解放戰線控制的民選政府被迫進行政治經濟改革。其中，包括修改憲法，放寬新聞監管和政治制度，允許伊斯蘭教派與世俗黨派一樣自由發表言論，并可以參加競選。1990年，混合著溫和派和軍事激進派的伊斯蘭教黨派——伊斯蘭拯救陣線(FIS)橫空出世，并一舉拿下多場選舉。直到這時，阿爾及利亞軍隊的將軍們突然醒悟：若任其發展，伊斯蘭拯救陣線很可能上臺執政；若出面阻止打壓，必落下“出爾反爾，言行不一”的罵名。幾番權衡之后，阿爾及利亞軍方決定“兩手抓”。這也令伊斯蘭勢力抓住了機會，在1991年12月的議會選舉中，伊斯蘭派贏得了231個席位中的188個，世俗派政黨僅拿下15個席位，遭遇慘敗。

　　如果歷史只發展到這里，那么2012年贏得埃及大選的穆兄會就與20年前的阿爾及利亞伊斯蘭拯救陣線有著驚人的相似。然而，略顯不同的是，穆兄會至少上臺執政了一年，而阿爾及利亞伊斯蘭拯救陣線還未等到第二輪選舉，就遭到軍方的武力打壓。

　　1992年，阿軍方迫使民選總統下臺，廢除了民選制度，同時開始逮捕伊斯蘭拯救陣線中沒來得及出國或者轉入地下活動的領導人。雖然軍方承認一旦時局稍穩就將權力返還民選政府，但是他們在撒哈拉修建集中營，拘押伊斯蘭拯救陣線中的數千名軍事派成員。憤怒的伊斯蘭拯救陣線成員開始了一系列城市暴動，雙方陷入第一波流血沖突。阿軍方隨即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對伊斯蘭反對派進行了血腥鎮壓，宣布取締伊斯蘭拯救陣線，成功地將伊斯蘭政黨掃出政壇。軍方的強力鎮壓，很快造成了阿爾及利亞伊斯蘭黨派的分裂，同時也使他們越來越極端，代價是阿爾及利亞隨后陷入十年血腥內戰，10余萬阿平民被殺，數十萬人流離失所。而當時，法國、美國也或明或暗地傾向支持阿軍方，時任法國總理阿蘭·朱佩甚至稱阿軍方舉動為驅逐暴力。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眼下穆兄會與埃及軍方的角力與20年前的阿爾及利亞如出一轍。一個多月來，埃及軍方接連抓捕百余名穆兄會領導人，將他們囚禁在秘密場所，緊接著37名親穆爾西的嫌犯離奇“集體死亡”，25名警察被伊斯蘭武裝分子仇殺，埃及輿論指責穆兄會是恐怖組織，軍方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極端勢力活動抬頭，埃及國家陷入內戰似乎也并非無可能。

　　那么，埃及軍方是否會繼續沿著當年阿軍方的老路一條道走到黑嗎？埃及是否會重蹈阿爾及利亞所謂的“黑暗十年時期”？

　　顯然，對于埃及軍方而言，如果選擇“阿爾及利亞模式”，那么，埃及將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場曠日持久的動蕩，而屆時需要為動蕩埋單的是老百姓，而不是軍隊的將軍們，他們大可以在動亂之中鎮壓反對派甚至極端勢力，重塑自己更強大的“國家拯救者”形象。然而，內戰傷痕與族群分裂將長久地烙在埃及身上。而如果選擇“土耳其模式”，軍方放下“當家人”的架式，謹慎當好“守夜人”，那么，經過幾十年的民主進程后，埃及或有望走向土耳其式的世俗化政權道路。

　　孰重孰輕，埃及軍方的將軍們面臨抉擇！(陳小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