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戰略格局包括主要大國(含大國集團)之間的力量對比及其關系組合，其對國際關系具有決定性影響。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戰略格局出現了冷戰結束后最深刻與最快速的演變，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權與美國的霸權受到削弱，發展中新興大國的影響力與主動權日益增強，多極化進入加速發展的歷史新階段。

　　這一輪金融危機加劇了西方大國與新興大國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2008年9月中旬金融危機從美國爆發，隨即蔓延至西方發達國家乃至全球，西方大國經濟首先遭受重創，至今仍未擺脫危機。多方信息顯示，美國家庭財富大幅縮水，政府財政赤字猛增致使債臺高筑，加之伊拉克與阿富汗“兩場戰爭”久拖不決，“反恐”曠日持久，奧巴馬“變革新政”與“巧實力”外交難以徹底扭轉美國戰略困境。歐盟逐步淪為金融危機“第二波”的“重災區”，日本公共債務驚人、國際地位下滑。

　　與西方發達國家普遍深陷金融危機形成鮮明對照，新興大國雖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但均能較快走出危機，經濟復蘇勢頭總體上比較強勁。

　　持續至今的國際金融危機加快了國際戰略格局多極化進程，冷戰后形成的“一超多強”與“一超獨霸”格局“量變”加速。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由于對外擴張過度與對內透支消費、放松經濟監管，致使金融危機爆發、內外交困、軟硬實力均遭重創，其“一超”優勢地位明顯下滑。

　　“多強”則有顯著分化：歐盟因為擴容過快而“消化不良”，經濟增長緩慢，政策取向更加“內向”；日本經濟繼續停滯不前，外交方向陷入“迷惘”；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新興大國”呈現群體性平穩崛起。中國堅持科學與和平發展，綜合國力大幅躍升，國際影響力更加舉足輕重；印度外交左右逢源，經濟增長總體向好，加快推進政治與軍事大國戰略；俄羅斯充分發揮軍事、能源、地緣與外交謀略優勢，充分利用西方大國深陷金融危機的“有利時機”，不斷增強對外戰略主動性與進取性，力圖重振“雄風”；巴西在金融危機之中“脫穎而出”，經濟潛力巨大，借助斡旋伊朗核問題等國際與地區熱點擴大外交話語權。

　　由此可見，冷戰后形成的“一超多強”格局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美國“一超”在“9·11”之后圖謀“單極霸權”未能得逞，但仍然維持住“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一超”與“多強”之間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的局面有了明顯改觀，“多強”整體實力上升、影響力擴大，世界戰略力量對比更趨均衡。“多強”自身的變化尤其突出，不僅成員增加，主要包括歐盟、中國、俄羅斯、日本、印度、巴西等六強，而且彼此排序在變，日本后退、新興大國在前進。

　　簡言之，經過國際金融危機的洗禮，冷戰后形成的“一超多強”格局雖然尚未發生“質變”，但卻有了重要的“量變”，當今格局可稱之為“一超(美國)六強(歐盟、中、俄、日、印、巴)”格局，其中，“金磚四國”等新興大國群雄并起，聯手推進國際格局多極化進程。

　　更進一步地看，國際戰略格局在金融危機之后加快演變，不僅體現在多極化進程明顯加速，而且還表現為大國力量對比的“多層化”。經過冷戰結束后近20年的發展，以GDP為基礎，兼顧軟硬實力，結合各自歷史地位、當前與未來發展趨勢，可以將當今“一超六強”的國際戰略格局進一步劃分為三個層次：

　　美國作為“一超”仍處于總體遙遙領先的第一層次；“六強”中的歐盟、中國、俄羅斯可謂“前三強”，處于第二層次，“前三強”各有千秋，歐盟整體經濟規模巨大與軟實力強，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最快，俄羅斯資源豐富、核武庫龐大與外交手腕“不簡單”；“六強”中的日本、印度、巴西可謂“后三強”，處于第三層次，“后三強”各有所長，日本主要是經濟科技實力強，印度在于人口龐大、文化悠久、經濟增長迅速、地緣戰略價值重要，巴西在于資源充沛、發展前景較好。而“后三強”都不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其政治影響力偏弱。因此，又可將當今“一超六強”格局“數字化”為“1-3-3”格局，其發展態勢是多極化加快，其遠景則是多極格局。

　　對于這一輪金融危機以來國際格局的新變化，來自中國決策層的判斷是，“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新變化，國際力量對比出現新態勢，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呈現新特點，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仍占優勢，綜合國力競爭和各種力量較量更趨激烈。”

　　面對金融危機引發國際格局深刻變遷，作為“一超”的美國越來越意識到多極化不可阻擋，遂加緊調整對外戰略，力圖順勢借勢、趨利避害，一方面承認自身實力的局限與重點利用借助新興大國，一方面揚長避短運用自身實力和對新興大國“分而制之”，以求“無限期”把持“一超”地位，奧巴馬政府新近出爐的《國家安全戰略》可資佐證。(陳向陽/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