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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禺垃圾焚燒爭議，終于在11月23日有了新的轉機。

　　當天，數百名市民在廣州市政府辦公樓外“散步”，反對在番禺建立大型垃圾焚燒廠，法新社援引一位盧姓居民的話說，他們是在呼吁政策制定的透明性。“我們不僅擔憂由此帶來的健康風險，也對政府試圖強硬推進該項目的立場感到憤怒。”對此，廣州市常務副市長蘇澤群作出承諾，如果該項目的環評無法通過，或者大多數市民反對，該項目不會動工。

　　這樣的爭議似曾相識。

　　3月11日的“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就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燒廠環境爭議，國家環保部環評管理司司長祝興祥表示“未經核準不得開工建設”。4月11日，上海數百市民“散步”抗議居民區附近的江橋垃圾焚燒廠擴建。10月21日，江蘇吳江平望鎮，綠洲環保熱電有限公司的垃圾焚燒廠外，數千當地居民聚集抵制工廠點火，兩天后，當地政府最終作出讓步：停建。

　　爭議背后凸顯的是中國城市化的巨大困境——垃圾堆積如山，傳統的填埋已無法治理，焚燒在地方政府看來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捷徑，但居民卻又極力反對。只是，與中國各地紛紛上馬垃圾焚燒廠項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都在關停焚燒廠。

　　“歐盟很多國家甚至提出禁燒令，并提出在2010年實現不向環境中排放焚燒污染物的口號。”一直反對垃圾焚燒的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趙章元說，正是在利益集團的合力作用下，垃圾焚燒這一外國夕陽產業竟然在中國變成了朝陽。

　　可怕的二惡英

　　即便在比大陸城市管理更先進的香港，垃圾也依然是橫在特區政府頭上多年的一道難題。“香港過去一直都采取填埋的方式處理垃圾，但現在已經很難承載負荷。”一直在香港生活的綠色和平組織中國項目經理陳宇輝說，去年，香港政府考慮在離深圳南山直線距離僅5公里的香港屯門建垃圾焚燒廠，但遭到深圳市民的反對。

　　焚燒雖然比填埋更能節約土地，減少體積，還可以發電，但所帶來的二次污染一點也不亞于填埋。“與其他有毒氣體不同的是，它可以長期存在于環境和人體中，破壞人體神經系統。”陳宇輝說的“它”指的是“劇毒之王”二惡英。

　　二惡英是二惡英類(Dioxins)的一個簡稱，它包括210種化合物，毒性十分大，是氰化物的130倍、氫化鉀的300倍、砒霜的900倍、氰化鉀的1000多倍。萬分之一克甚至億分之一克的二惡英就會給健康帶來嚴重的危害，0.1克的二惡英可導致數十人死亡，導致上千只禽類死亡。

　　世界銀行2005年就告誡中國，如果中國迅速建造垃圾焚燒廠，而不限制自身的氣體排放量，全球大氣中的二惡英含量都可能會加倍。

　　趙章元介紹說，垃圾焚燒實質上就是把固態變成了氣態，表面上這個固體減量了，其實只是假象。1噸的垃圾焚燒后會轉變成4000-7000立方米的氣體到空中。這些氣體有一部分在空中被降解了，但相當一部分，包括二惡英和幾十種有害的氣體，是無法降解的。這些氣體吸附在顆粒物上，受地球引力影響又回到地面，在空氣里，還有土壤里聚集。它會波及到全世界，沒有邊界的。當然離得近就更倒霉。

　　《紐約時報》不無擔心地告訴美國讀者，“根據衛星監測，二惡英能夠隨著空氣流動越過太平洋，飄到美國海岸。”

　　龐大的利益集團

　　但是在焚化爐生產商眼中，二惡英卻顯得相當溫順。“如果比較二惡英產生的量，那么烤肉產生的二惡英比垃圾焚燒高1000倍。”

　　美國最大的垃圾能源化公司卡萬塔(COVANTA)集團的中國副總裁、首席技術專家舒成光說，英國、法國、意大利都在大規模興建垃圾焚燒廠，只要選用合適技術，垃圾焚燒最有利于控制不利因素。在番禺垃圾焚燒爭議中，他一直是主要支持者。

　　然而，他所供職的卡萬塔在海外卻是個麻煩制造者。美國電力工人工會在網上公布的一份文件顯示，該公司在加州紐華克市的垃圾焚燒爐，從2003年到2008年，每年都違反空氣污染法令。此外，2005年到2008年，在新澤西州的牛津市，2005-2007年間在新澤西州的洛韋市，卡萬塔也違法進行垃圾排放。在發達國家的路越走越窄，卡萬塔開始打起中國的主意。2007年該公司在重慶成功落地，近年更投入前期運作資金5000萬，開發珠三角垃圾市場。

　　梳理中國現有及開建中的五十余座垃圾焚燒廠，不難發現，大量設備、技術均來自國外，關鍵設備或技術來自國外的總投資約100億元人民幣。全球垃圾發電“大腕”法國威立雅環境集團在中國耕耘多年，實施項目包括廣州李坑垃圾焚燒廠、上海江橋垃圾焚燒廠。比利時公司KEPPEL SEGHERS，自稱占中國垃圾能源化設備的60%。

　　國外生產商只是這個龐大利益集團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人是某些政府管理人員，他們給垃圾找出路，心情迫切。第三部分人是國內研究垃圾焚燒的大學教授，借此得到充足的項目經費。”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趙章元透露，在一次國內知名專家參加的“垃圾焚燒問題”研討會上，這些專家不僅攻擊媒體的宣傳報道是“無序”、“獵奇”的，而且還有意鼓動、“建議”政府部門要對民眾采取“強制和高壓的法律約束和權威”，甚至提出“寧可搬遷居民區，也不一定要搬遷垃圾處理場”。

　　在這次番禺垃圾焚燒爭議中，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聶永豐受到公眾普遍質疑，他認為，中國垃圾焚燒技術已經進入國際先進行列。網友一番“人肉搜索”，原來他是“立轉爐式生活垃圾熱解氣化焚燒爐”的專利申請人。

　　日本的前車之鑒

　　垃圾焚燒技術最早起源于19世紀末的西歐和美國，但首先大規模采用這項技術的是日本，人多地少的特性，決定了日本不能像其他國家一樣采用填埋的方式來處理垃圾。上世紀70年代起，日本在全國大力推廣垃圾焚燒，焚燒廠的數量一度占到全球的70%，60%的城市固體廢棄物通過焚燒處理，這導致大氣中的二惡英含量嚴重超標。上世紀90年代，日本大氣中測得的二惡英水平竟然是其他工業國家的10倍。

　　日本人痛定思痛，開始改變思路，將垃圾處理的重點由終端——怎樣消滅垃圾轉移至起點——怎樣減少制造垃圾。1999年7月，日本頒布了《二惡英特別措施法》，大幅提高二惡英的排放限制標準。嚴格的排放標準使垃圾焚燒的成本上升，導致大量的垃圾焚燒廠關閉。自2000年起，日本先后頒布實施了《家電回收法》《食品回收法》等與垃圾減量相關的法律，以個人與家庭為單位，從源頭上減少垃圾，實行垃圾分類。

　　據日本環境保護部統計，僅1995年至2005年間，就有500座垃圾焚燒廠被迫關閉。2008年，東京的垃圾年產量相比20年前減少了一半，而這也導致東京的25座垃圾焚燒廠中有10座因無垃圾可燒被迫關閉。同時，由于實行了嚴密的分類措施，現有的垃圾焚燒廠所燃燒的垃圾已經完全剔除了塑料等化學制品，燃燒的垃圾均為食物殘渣等無法再循環利用、又不會造成大幅度環境損害的產品。這大大降低了焚燒所造成的有毒氣體排放量。

　　　這些年，中國政府也大力倡導“要推進垃圾分類”“提倡資源化利用”，但在調研中，一些專家發現，北京市每年投在垃圾分類上的專項資金只有2000萬元，可是在一個垃圾焚燒廠的投資就超過8個億。陳宇輝認為，公眾自己也要負起責任，主動參與垃圾分類。另外，政府在組織環評、推行焚燒項目時，一定要邀請受影響的公眾參與，大家共同討論，只有這樣，才能找到合適的出路，并使得垃圾焚燒這一環境問題不至于演變為一場中國社會公共危機。(陳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