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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媒體沒有關注到《蝸居》自身所具有的悖論，而眾多中國媒體上同樣鮮有反思

　　去一個月，《蝸居》重演了中國電視劇收視黑馬的經典軌跡：在幾乎零宣傳的低調中默默地火了起來。35集的劇情幾乎集結了當下社會弊病的所有關鍵詞——小三、高官、房奴、腐敗，眾多讓人觸景生情的橋段令觀眾心有戚戚，并引來專家學者的解讀，甚至成為海外解讀中國社會的新樣本。

　　《蝸居》令日美驚詫

　　11月24日，日本網站Record China做了一篇名為《租房不會幸福嗎？八成中國人以為幸福=有房》的報道。該報道轉述了中國媒體由《蝸居》出發所做的關于“幸福和屋子的關系”調查結果。這篇報道被日文雅虎網站全文轉載后，日本網民參與了討論，對于中國人如此看重一個并不真正屬于自己的“水泥箱子”，日本網友十分困惑。網民jim說：“日本泡沫經濟時代，很多人一般是為投資目的而買房，但是泡沫破裂以后全都失敗了。中國是否意識到泡沫破裂后的狀況？我想中國不要走日本走過的路才好。”

　　“這不是中國版的《欲望都市》。”華爾街日報網站在其“中國實時報”欄目中除了報道《蝸居》在中國遭遇熱捧之外，還意味深長地引述了中國房地產研究機構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最新報告：截至今年10月，北京市的平均房價已達到每平米16057元，比1月份漲了54%。在上海，10月份的平均住房價格上漲了22%。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最新一份住房研究報告中警告說，支持性的政策并未得到有效實施。

　　蝸居現象背后的隱憂

　　事實上，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對于中國“蝸居”現象的關注已非一日，早在數月前，這份報紙就大篇幅報道了中國大學生“蟻族”現象，這篇報道提出了中國社會當下最令人費解的問題：中國還未進入知識時代，大學生就被經濟浪潮甩在了身后，這個群體的路在哪里？這篇報道，緣起于一本名為《蟻族》的書，該書的作者是北京大學博士后、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副教授廉思。

　　身為典型的80后，廉思看到《蝸居》后感慨萬千。在他看來，《蝸居》無疑是對《蟻族》一書的影像詮釋，也是現在大部分大學畢業生真實的生存狀態。

　　廉思及他的團隊，歷時兩年，對北京市唐家嶺、小月河、馬連洼等多個大學畢業生聚居村進行了調研，提出了“蟻族”的概念，比喻高校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書中披露，僅北京地區保守估計就有10萬以上的“蟻族”，他們受過高等教育，畢業后月收入平均為1956元，面對北京高昂的房租，只能選擇居住在城鄉結合部的聚居村。某種程度上，《蝸居》里的海萍就是蟻族的代言人，廉思等人在調研中發現，有10%的蟻族畢業于211重點大學。

　　而正如廉思在《蟻族》中所表達的深層憂慮那樣，無論是日本的Record China、還是美國的《華爾街日報》、《時代》周刊，它們在關注“蝸居現象”時，都將思考的矛指向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發展必然帶來問題，但一個良性社會必須要有自我修復機能，一旦這種機能喪失，等待我們的會是什么？

　　一部“現實劇”的吊詭

　　與著名作家肖復興“良知之刺”的贊譽相反，《蝸居》也被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正式宣告了道德淪喪時代的成型”，它試圖反映社會現實，本身卻也成為問題——在相關調查中，有半數以上的觀眾堅持站在貪官宋思明和其情人郭海藻一邊，關于兩人是否有真愛的討論甚至蓋過了對于該劇所謂反映的現實的思考，唇槍舌劍中，一種價值觀的徹底混亂和道德邏輯的缺失令人不寒而栗。

　　廉思同樣有著對當代青年價值觀的困惑：“蟻族們有夢想，只是這些夢想的表述形式可能是五年內有房有車。有人批評說這一代青年太物質，可是這樣的價值觀卻是現實教給他們的。”

　　1980年，潘曉來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曾引發一場人生觀的全國性討論。廉思驚訝地發現，在他與蟻族的接觸過程中，這些出生于1980年代、成長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青年人，不約而同發出了相似的感慨：人生的路，為何越走越窄？

　　也許，這種對自我奮斗意義的焦灼和懷疑，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何網民們會同情貪官宋思明和走上“職業二奶”之路的郭海藻：走捷徑、抄近道沒有錯，錯的是這個社會太過殘酷。

　　《蝸居》導演滕華濤說自己的創作有宏大的意圖，卻并無意批判時代。這一說法幾乎是《蝸居》企圖犀利但最后只能獨善其身的形象寫照。《蝸居》僅僅是在告訴人們一個借口：如果你因為世事艱辛而自我墮落，那就是這個社會的錯誤。

　　有趣的是，海外媒體沒有關注到《蝸居》自身所具有的悖論，而在眾多中國媒體上，同樣鮮有類似的反思。（《國際先驅導報》記者丁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