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在2009年成為全球媒體熱門話題，但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近日罕見地發表多篇集中探討“中國模式”的文章，均對這一提法表示不同看法，顯示出官方竭力在西方媒體“捧殺”中國時保持清醒態度。

　　巧的是，從12月1日起，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推出的“2009年度中國特別報告”，相關文章也認為不應過早用“中國模式”自限。

　　本報選登《學習時報》和《金融時報》的部分文章，供讀者參考。

　　今年的關鍵詞，又是“中國模式”。

　　就中國的現狀，至少有以下四個問題值得探討：

　　第一，中國到底正處在怎樣的發展水平？哪個表述最貼近中國的政治經濟與人文現實？哪個表述更反映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期望值或判斷？中國是最重要的發展中國家？是最發達的發展中國家？還是用我剛發明的一個新名詞：中國是一個“正在發達中的國家”？

　　第二，眼下對“中國模式”的討論中，用得較多的一個詞叫“政績合法性”，具體指在中國“開放”的特定發展時期，政府政績對其執政合法性的決定意義。這個現象有助于理解中國過去30年的決策思路、經濟軌跡甚至增長速度。中國官員的任命制，特別是常見的四年調動提拔周期：第一年調研，第二年制訂藍圖，第三年第四年，執行計劃并兌現政績承諾，而后即等候調動或提拔，這已經形成了中國政治文化中特定的政績周期。中國官員可能是全世界行政官員中對各類統計數據最諳熟于心的。數據就是政績。在很多中國官員心目中，中國增長的高速度，一定意義上就是這種政績合法性的體現。但是，這種政績周期可能導致政策持續性較弱，問責制度難以切實執行。同時，政績周期也不應掩蓋中國官場中嚴重的貪腐行為。

　　第三，率先在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對世界現存經濟秩序帶來的激烈沖擊，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審視與質疑美國民主制度與實踐的機會。這也成為“中國模式”討論的一部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這場討論已由以往對西方民主普適性的批判，延伸到“中國模式”是否具有普適性的辯論。一個中國政治學者在對筆者談及美國選舉民主時曾說：“對一個將小布什這樣的人兩度選為總統的美國，還有什么價值可言呢�！睂Υ�，有人可能會反問，奧巴馬不正是依托了同一個美國制度，贏得了首任黑人總統的劃時代勝出？！

　　第四，與10年前有關“中國模式”的爭論不同，這次討論已超越了純粹的經濟學意義。“中國模式”的倡導者認為，“中國模式”已具備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形態相提并論或互補的重要價值。中國是否可以在高速增長的同時，摸索出一種新的不同的政治管理模式？這種觀點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這還不夠，只有好民主才是好東西。而對“中國模式”持保留態度的人則認為，是否真有“中國模式”一說？中國真有可能從現行體制中派生出一種獨特的、適合中國發展的政治生態嗎？

　　2009年，總體而言對中國是個好年，連過去70年間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似乎也僅僅傷及中國經濟的皮毛而已。中國增長的發動機并沒有減速熄火，“保八”的目標已穩操勝券。但我看到，中國彌漫著一種過度的樂觀情緒。這令人擔憂。

　　事實上，中國仍在路上，仍在找尋路標與答案。中國還不到畫地為牢，自限“模式”的時候。(張力奮 本版言論不代表本報觀點，僅供參考。文章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