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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哀傷者的國家”，人們需要的，正是一座供仰望、供依靠、供懺悔的神像

　　公元2000年前的某一天，喬治·W·布什對競選總統仍然猶豫。他的母親、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同他上教堂，牧師布道講起先知摩西帶領猶太人，排除萬難走出埃及。芭芭拉用手肘碰碰小布什：“這是在說你呢。”小布什如受天啟，決意參選。

　　如果說，8年前小布什抓住上帝的袍子，出現在美國人面前，那么對于2008年的美國而言，貝拉克·侯賽因·奧巴馬，就是上帝。

　　神像

　　在華盛頓坐地鐵，好幾次看到一頂用亮石拼出“Obama”(奧巴馬)字樣的黑色編織帽一閃而過，帽子下面大多是黑人臉孔。后來讀到，《時尚》主編安德烈·利昂·托利最近也一直戴著這樣一頂售價20美元的帽子，四處標榜他的“時尚宣言”。

　　2008年8月28日晚，奧巴馬參加民主黨代表大會，正式接受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并發表演說。會議召開前，奧巴馬決定將演說地點從黨代表大會現場轉移到當地一個足球場，以便容納更多聽者。足球場容量為75000人，而他本人，也得以被450盞聚光燈同時打亮。這是民主黨歷史上第一次為了一場講演，更改大會地點。

　　“如果有人說，奧巴馬獲勝是因為正值金融危機，那么他只說對了一半。他贏了，因為他展現了如何面對危機。”專欄作家喬·克萊因寫道。

　　不止一次，聽美國人談論奧巴馬時，更多不是關于他的政策，而是在任何場合、任何時候，他表現出超人的自控力。如果沒有電視辯論，肯尼迪當年不一定贏得了尼克松。而在電視的時代，奧巴馬注定成就王道。

　　看不到他有一絲慌亂，他永遠像一尊挺立的石雕。兩年多漫長的選舉之路，明槍暗箭，未能在他臉上留下壓力，至多是《時代》雜志女攝影師拍到過，他在一所大學穿著深色西服做引體向上的背影。

　　伊戰泥潭、金融海嘯，“美國正變為一個哀傷者的國家”。他們需要的，正是一座供仰望、供依靠、供懺悔的神像。

　　世界人

　　美國作家比科·萊爾利兩年前帶著孩子去夏威夷度假，巧遇奧巴馬——當時后者已宣布兩周后競逐總統。同樣在度假的奧巴馬全然不覺被打擾，與他大談當地的漢堡包、玩樂的地點、正在閱讀的書籍……

　　“并不意外，他的生計就是關于‘贏得好感’。”萊爾利受寵未驚，“但意外的是，我突然感到，他就像我們在巴黎，在香港，在中東碰到的那種人，很難馬上說出他來自哪里，但又似乎跟哪里都沾邊……他自己也談到全球化、地球村。”

　　說實在的，一路選來，自然愿意看到奧巴馬睥睨群雄、光芒四射，但當他優勢明顯的時候，我卻對自己說，他還是做明星吧，不是總統。這場選舉，越來越像加長版“美國偶像”。

　　然而，11月4日的那個晚上，當不分膚色的聽眾，隨奧巴馬發表勝選感言而淚流滿面，如癡如醉，我開始理解，奧巴馬所代表的“變革”是如何正中美國人心坎。

　　7年前，“9·11”發生的第二天。一個在北京做導游的朋友告訴我，他接待的美國團落地，一個老太太哭喊著跟他擁抱：“一切都變了！”7年中所發生的，所改變的，不僅僅是幾次戰場上的勝負。美國被改變了——為了更多安全，孤立了自己。

　　托馬斯·弗里德曼曾經寫過，美國駐土耳其大使館從與周邊社區融為一體的便利之地，遷入遠離鬧市銅墻鐵壁的城堡，“連只鳥都飛不過”，隔絕了所有可能。

　　美國擁有了更多安全，卻失去了與世界的交流與創新，更無從帶來希望。美國需要重新融入世界。而奧巴馬本人，正濃縮了美國所面對的矛盾：如何令黑膚色與白人血統共處？如何安撫非洲老鄉，又不令本土親戚難堪？如何把印尼穆斯林學校同哈佛大學聯系起來？

　　奧巴馬一輩子為自己尋求的答案，正是今日美國所面臨的問題。“不再是非洲裔的美國，不再分亞洲裔的美國，我們是美利堅合眾國……”他的勝選證明，對于今日美國，今日世界，重要的，不是他來自哪里，而是他去向何方——將帶領一個國家去向何方。

　　競選機器

　　奧巴馬擁有一支競選“軍團”，已經不再是秘密。選舉團隊一般是即興組合，如小型爵士樂隊，而奧巴馬則建立起一支合作無間的交響樂團。他們高效而低調，務實而節約，杜絕內訌，對外嚴謹，榮譽全歸奧巴馬。

　　這同樣惹來猜疑：奧巴馬會不會只是完美的競選機器，而對領導國家一無所知？

　　“希望政治”的主題，是由曾經為克林頓撰寫名言“通往21世紀的橋梁”的大衛·阿克塞爾羅德一手包辦；講演稿中的感性小故事，常常由瓦萊麗·賈勒特在飛機上提供；科技投資公司幫助他們用維基百科的方式更新選民資料庫……甚至有了“奧巴馬管理學”一詞。

　　不過，隨著競選團隊功成身退，奧巴馬揭曉的“安全團隊”、“經濟團隊”、“能源團隊”等，仍然凸顯務實與專業的原則。

　　沒有什么不可能。希望與風險同在。而美國人選擇的勇氣證明，立國兩百年之后，這個國家仍在自我完善之中。 (周軼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