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16日電 美國一場空前的金融浩劫不僅打壓著美國的股市，更壓抑著美國人的心理，人們對經濟前景的悲觀心態油然而生。美國《華盛頓觀察》周刊15日載文稱，當美國人的眼睛目不轉睛地緊盯著這場金融危機，為自己不斷縮水的退休儲蓄而捶胸頓足，卻大多忘記了這場危機的真正根源是近年來不斷蔓延的“貪得無厭、急功近利”的社會文化，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美國繁榮的頂梁柱-“創新經濟”-的式微。全文轉載如下：

　　沒有人真正相信，美國兩黨不同版本的減稅和增加政府開支的傳統措施能真正救經濟于水火。經濟學家和商界領袖們的共識是，創新經濟是振興美國經濟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美國兩黨候選人麥凱恩和奧巴馬也都借此大做文章。麥凱恩開出了一大堆懸賞創新成就的支票。奧巴馬則開出了一張1500億美元的支票，用于在未來10年里資助清潔能源的研究。兩位總統候選人的如意算盤是：通過創新創造更多的工作，提升美國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并且減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

　　問題是，如果單靠金錢就能保證成功的創新，美國也不會陷入目前的窘境。自從2000年以來，美國的私人和國家對研發和高等教育注入了5萬億美元的資金，用于資助創新活動。可結果是，多數技術密集型行業的雇員人數不是停滯不前，就是下降了。計算機和電子行業的國內雇傭人數持續大幅下跌，生物醫藥行業的雇傭人數僅僅持平，而互聯網行業自從2003年以來也不過增加了區區1.5萬名雇員。

　　創新不利，動搖經濟

　　傳統上，發明創新是美國經濟的競爭優勢所在。然而，近年來美國在創新方面的優勢在明顯縮減。美國人在創新投入上可以說是不惜血本，可是近年來效果欠佳，不少投資打了水漂。一些經濟學家甚至認為，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其實在于美國創新經濟勢頭今不如昔。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長期以來美國兩黨的政策爭論主要在于稅率和財政赤字上，而這些對創新經濟的影響微不足道。“經濟政策的主要目的應該是鼓勵創新和發展。”華盛頓無黨派智庫信息技術和創新經濟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 ITIF)主任、經濟學家羅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說，“這不是某個黨派的問題。”

　　歷史上，技術進步是美國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主要動力。最新數據顯示，包括技術變革和其他商業流程改進的“多元素勞動生產率”在1987到2007年間占勞動生產率提高因素的45%。“95%的經濟學家都同意，發明創新是實現長期增長最重要的因素，”麻省理工學院(MIT)的著名經濟學家達倫·阿瑟莫格魯(Daron Acemoglu)說。

　　將新想法變成現實是維持美國競爭力的最佳途徑。用研發和高等教育投入在GDP中的比重衡量，美國仍然是創新投入的領導力量。美國人清楚地認識到，他們無法在勞動力成本上與中國、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競爭。而且由于美國日益依賴向海外借貸，美國的借貸成本也不會總是這么便宜。另外，美國個人、企業和政府三方的儲蓄加起來才占到GDP的14%，而其他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為22%。

　　因此美國在資助創新產業上可以說是不惜血本，但是近年來創新的成果卻不盡人意。雖然，美國不乏令人振奮的高科技企業，但是其他那些應該推動整體經濟增長的行業卻乏善可陳。生物科技企業在不斷推出新藥，卻遲遲不見突破性進展。被寄予厚望納米技術也沒能結出什么商業成果。

　　更糟的是，歷史上創新創造就業的聯動關系似乎不復存在了，至少目前是如此。過去，前沿工業，如汽車和飛機制造，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今天，這些技術含量高的行業的就業人數自2001年以來下降了12%。過去刺激創新所依賴的政府投入和企業稅務優惠等措施顯然已不奏效了。

　　短視行為危害創新

　　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國都可以享受國際合作和信息分享帶來的巨大機會。然而，近年來美國的商業社會卻變得越來越縮手縮腳，對風險和合作采取了一種抵觸的態度，沒有充分享受全球化給創新提供的無限機會。

　　美國人自從建國以來就享有的特質--好奇和開放近年來被恐懼和冷漠所替代，對于未來的宏圖大志也被急功近利之風所取代。與海外合作所需要的誠信精神不見了，取得科技重大突破所需要的冒險精神也日益淡漠。創新和科學、技術、經濟增長之間的復雜關系和平衡本來是需要政府、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共同去精心孕育的，但是政府抱的態度不是想坐享其成，就是視而不見。

　　科技創新是需要長期計劃和努力的，而目前美國不論是公立部門還是私人企業的規劃都只注重眼前利益，著眼點是眼下、下個季度、最多是明年，很少有人會真正為下一代著想。目前正在受教育的美國“下一代”發明家們成長的文化環境是把科學僅僅視為“當務之急的眼前任務”或是“擔負重任的理論集合”。

　　“我們的文化告訴孩子們科學不酷--特別是對女孩子。”美國首位女宇航員薩麗·里德說：“在我們成長的時候，我們的社會更強調科學和數學的重要性。當時有一種文化的推動力，造就了一代科學家和工程師。現在這種動力消失了。”

　　這些短視行為背后體現的是貪婪的心態。“貪婪”造就的伊拉克戰爭不僅耗費了生命和金錢，也傷害著美國人的團結和在世界上的形象和信譽。同樣的貪婪、短視和不顧后果也是美國目前這場金融危機的禍根。這樣的文化和風氣也束縛了美國人發明創新的手腳。

　　“但是，現在采取行動保護我們的未來還不太晚，希望的曙光已經在地平線上升起。”思科公司(Cisco)前首席技術官、曾經創辦過7家高科技企業的現任JLABS公司首席執行長朱迪·埃斯特雷恩(Judy Estrin)說：“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已經越來越多地認識到一些問題，我們現在需要致力于解決這些問題了。”

　　美國急起直追為時不晚

　　幸運的是，今年正值美國的大選年，而且“變革”一詞成為這次大選的主旋律。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關注大選，因為他們感受到美國正處于一個歷史性的十字路口。

　　“希望選民能真正基于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的理解來投票。”埃斯特雷恩說：“我們不僅需要白宮中有一個新的行政當局，而且需要新型的國家領袖。選民們需要考慮哪位候選人的遠見、勇氣和能力更適合于匯集全國的資源，激勵創新。我們需要這樣的領導人拯救經濟，應對我們下一代在未來數十年中要面對的挑戰。”

　　由于互聯網的崛起而主導的信息交流和合作，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與美國的創新差距急劇縮小。美國要想保住經濟領先地位，就必須保持在創新方面的優勢。然而，美國早已習慣于為全球設定日程，希望別人跟進。這樣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現在，新的想法飛速在全球傳播。僅僅因為一項發明在美國的實驗室發生，并不能保證美國是唯一的受益者。美國人習慣的“零和思維”只能導致更多的壁壘，抑制創新成果。

　　“作為企業家，我早就認識到，你不必有最大的才能成為領袖，但是你必須(比其他人)更加靈活，而且還要知道如何利用你周圍的資源。”埃斯特雷恩說，“我們必須準備好與其他國家爭奪人才和投資，同時還要保證這些國家仍然是我們的盟友。創新發明的成功率是與合作和分享成正比的。”

　　“創新發明不僅僅是加強努力和增加開支的問題，而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過程。”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教授凱雷姆·萊克漢尼(Karim Lakhani)說。萊克漢尼專門研究所謂的“離散創新”(distributed innovation)，即通過集思廣益為商業和技術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創新激勵(InnoCentive)就利用公司以外的網絡智囊團來尋求解決研發過程中遇到的難題。它倡導的是“開放式創新”的商業模式和“與顧客一起創造獨特未來”的創新管理理念。“把問題散布出去是如此重要，”萊克漢尼說：“通過發布問題，我們可以獲取更好的想法。”

　　阿特金森認為，振興創新經濟僅僅花錢是不夠的。他建議，把目前基于研發開支的稅務優惠政策調整為鼓勵公司與研究所和大學合作的項目。阿特金森關于設立全國性創新基金的倡議已經得到了民主黨參議員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和蘇珊·克林斯(Susan Collins)的支持。

　　對于前景，不少經濟學家仍充滿希望。“就像在70年代，人們預期短期的挫折意味著長期的發展也將放緩。”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經濟學家保爾·拉莫爾(Paul Romer)說，“但是對于長期發展持樂觀觀點的論據與以往一樣強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