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國際刑事法院宣布以“涉嫌在達爾富爾地區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為由對蘇丹總統巴希爾發出逮捕令。這一決定的宣布，進一步加劇了自去年7月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奧坎波對巴希爾提出刑事指控以來持續不斷的國際爭論。隨著逮捕令的發出，叫好喝彩和批評斥責聲都如期而至。

　　對巴希爾總統的指控和逮捕令被西方國家稱為邁向“司法正義”的一大步。“沒有司法正義就沒有持久和平”，這是西方人權理論的一貫主張，以一位現任國家元首作為實踐這一理念的范例無疑是極有轟動效果的選擇。但另一方面，反對和抗議的聲音同樣非常強大。蘇丹政府和民眾強烈表示反對，稱之為“企圖破壞蘇丹穩定”的“司法陰謀”。非盟、阿盟等國際組織和相當多的國家紛紛表示擔心國際刑事法院這一舉動將嚴重損害來之不易且正處于關鍵敏感期的蘇丹和平進程，強調“司法程序不能凌駕于和平進程之上”。

　　關于“司法正義”與和平價值的爭論由來已久，也并不限于此案。冷戰結束以來，調停一些中小國家內部的沖突戰爭以及促進恢復重建是國際社會所承擔的一項重要任務，實踐中有不同的模式和價值取向。“司法正義”主要是報復性的，由此可能使各方長期陷于過去的痛苦仇怨，加劇矛盾和分裂。和平訴求則是面向未來，整合協調各方，促成和解。這兩大價值目標有時的確會有沖突，但兩者在某一具體階段孰先孰后，理應充分尊重當事國人民和政府的選擇，也只有當事國人民和政府才能做出最符合他們需要和利益的選擇。

　　司法制裁手段也絕不是實現正義的唯一方式。南非通過“真相和解委員會”方式妥善處理種族隔離歷史問題，將歷史創傷永遠留在過去，避免了仇恨和分裂，較快地促進了國家和解和發展。這已成為通過非司法方式解決國內矛盾的一個最佳范例，得到一些非洲和亞洲國家的效仿。顯然，什么樣的方式能夠實現正義，只有當事國人民和政府最為清楚，他們也有權自主做出決定。

　　這里給“司法正義”打上了引號，是因為國際社會許多成員都對它在國際政治現實中的純潔性有強烈質疑。建立國際刑事司法機構，通過追究個人刑事責任抑制侵犯人權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社會的美好理想和愿望。但德國政治哲學家卡爾·施米特曾有一句冷靜的斷言：“所有聲稱人道者只不過是想欺騙”。這或許過于極端。但在以追逐權益最大化為基本目標的西方國際政治現實中，“普世價值”確實容易被強權勢力利用，作為實現自身利益和目標的工具。在巴希爾案中，國際刑事法院不顧對蘇丹和平進程帶來的消極影響及國際社會的反對，仍執意推行所謂“司法正義”，其背后又何嘗沒有更深的玄機？

　　另外，歧視性和雙重標準是這種“司法正義”的一大特征。國際刑事法院成立之初，就有人預言，這恐怕將是以非洲國家官員為主要被告人的法庭。這一預言不幸成為了事實。自2002年開始運作以來，法院受理的指控案件全是針對非洲國家。非洲國家一度是國際常設刑事法院以及“普遍管轄”理念的積極支持者，但其政府官員卻屢屢在國際刑事法院和西方國家的國內法院成為被告；西方國家及其盟友盡管在所謂“反恐戰”中有種種公認的侵犯人權行為，國際刑事法院和西方國家的國內法院也絕不敢向它們的領導人發出逮捕令。非洲國家對這種明顯的歧視和雙重標準已有覺醒，表示強烈反對。一些非洲國家還表示考慮退出國際刑事法院。

　　美國法哲學家德沃金說過：“法律帝國的首都是法院，法官是帝國的王侯。”這本是推崇法律和司法機構的權威，但透過巴希爾案看來，這句話卻可以看成國際刑事法院司法霸權和專制的寫照。多數非洲國家作為法院規約的成員國，明確反對起訴和簽發逮捕令，但毫無效果；當初是聯合國安理會將達爾富爾情勢提交國際刑事法院，但如今相當多的安理會成員國明確要求國際刑事法院應謹慎行事，反對簽發逮捕令，卻仍然無濟于事。現在的情形，讓國際刑事法院看起來就像是西方神話中的一個龐然怪物，一旦創造出來就容易失控，反過來危及創造者。

　　國際刑事法院有著與生俱來的機制缺陷。1998年成立該法院的羅馬規約是通過強行表決制訂的，忽視了許多國家表達的正當關注，其規定存在重大不足，例如所謂“普遍管轄”約束非締約國，檢察官調查和起訴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衡，法官決定難以避免政治化影響等等。正是由于上述重大不足，包括中國、美國、俄羅斯、印度等重要國家均沒有成為規約的成員國，國際刑事法院很難說有普遍代表性，也就難以承擔為“國際普遍利益”“執行正義”的使命。只有傾聽國際社會呼聲，尊重大多數國家的意見，國際刑事法院這把雙刃劍才能真正服務于國際社會認可的真實正義。(胡斌)

　　環球雜志2009年第06期稿件，其他媒體如需轉載，請與本刊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