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14日電 奧巴馬還有幾天就要帶著美國人民的無限期望就任總統了，他首當其沖的任務當然是拯救在痛苦中掙扎的美國經濟。美國《華盛頓觀察》周刊13日載文稱，奧巴馬給經濟開出的藥方是另一場羅斯福式的“新政”。然而，擺在奧巴馬面前的將是一場比對羅斯福更大的挑戰。因為羅斯福基本上是用國家政策治理國家經濟，奧巴馬要對付的卻是一個全球化的經濟和金融體系，沒有國際化的配合，美國將一事無成。全文摘要如下：

　　“更重要的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威脅，從全球金融危機到恐怖主義到氣候變遷，比60年前都更需要國際合作。”美國著名智庫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高級研究員尼娜·哈齊吉安(Nina Hachigian)說，“另外，通過參與再造國際組織的努力，美國將會贏得其推行國際目標所需要的信譽。在今天的經濟形勢下，應該注意到，如果通過國際組織運作有效，將是最劃算的。”

　　都是倫敦惹得“禍”

　　事情還要從美國國際集團(AIG)這個顯赫一時的美國第一大保險公司說起。美國政府已經花費納稅人了一千多億美金來拯救者家瀕臨破產的保險業巨人，可是大多數美國納稅人還是沒搞清楚美國國際集團是如何陷入困境的。更加令人困惑的是，美國的保險業是一個受到高度監管的行業，業內公司的一舉一動似乎都在50個州的保險監管機構的“嚴密”監視之下，為什么在美國這些監管機構的眼皮底下會發生如此的違規行為呢？

　　也許我們該問的不是“為什么”，而是：哪里出了問題？把整個美國國際集團拖下水的是被稱為“信用-違約交換”(credit-default swaps)的金融衍生產品。操作這一金融產品的部門不在美國，而是在受到監管極少的金融自由之都--倫敦。

　　即使在美國，美國國際集團和其他金融機構推出的這種金融衍生產品也受到監管機構的特別寬大，幾乎可以“逍遙法外”。對于美國國際集團遠在倫敦的部門，美國各州的保險監管部門更有著鞭長莫及的感覺。雖然理論上，因為美國國際集團在美國也有存儲和貸款業務還應該受到美國存儲監管辦公室(U.S. 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的監督，但是這個向來監管松弛的辦公室雖然有權監督美國國際集團在倫敦的業務，卻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同樣，對這個保險業巨頭擁有監管權的還有法國的銀行監管機構，因為美國國際集團在法國有銀行業務，但是連美國人自己都不管的事，法國人又怎么愿意“狗拿耗子”呢？

　　實際上，美國國際集團在倫敦的金融部門處在無人監管的狀態下。就是在這種國際監管的大雜燴中，美國國際集團的這個金融部門幾乎可以在倫敦為所欲為。那些聲稱有權對該部門進行監管的監管結構從來沒有把手伸到倫敦，而英國本身的監管機構根本就不愿意申明自己有權監控美國國際集團在倫敦的分支機構。

　　這個案例表明，主權國家沒能發明一種有效的途徑和架構來管理分支機構遍布全球的金融機構和多國公司，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在不受約束的情況下肆意展示著自己的貪婪。

　　奧巴馬的對手--華爾街

　　顯然，要對全球的金融體制建立有效的監管需要各個主要國家的合作，要渡過目前這場全球經濟衰退更是如此。也許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全球主要經濟體共同采取刺激經濟的措施。然而德國卻因為不愿意采取赤字財政而按兵不動。奧巴馬要想使他的經濟刺激計劃發揮最大功效，他必須努力勸說德國和日本也增加公共開支，而不要緊抱財政保守主義不放。

　　這也許還是全球化對奧巴馬提出的挑戰中最容易對付的一個，因為這過增加財政支出并不需要建立任何新的全球構架。其它的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要避免下一個美國國際集團危機的出現，需要建立一套全球化的金融監管機制。這項工程不僅復雜，而且需要各國的配合，已經在這次危機中失去了金融霸主地位的美國將只能與各國協商去解決問題。在新體制中，只要有一個主要國家監管松懈，整個全球體制就不可能堅固。

　　“沒有一個對沖基金的中心愿意規范對沖基金，除非其他所有金融中心都這樣做，”一位金融分析師說。

　　奧巴馬可能面對的問題是，在推行更嚴密的全球監管的時候首先在國內遇到強大的阻力，因為與其他國家的金融市場相比，華爾街和倫敦的金融街太過強大了。奧巴馬的監管理念可能在德國這樣的以制造業為支柱的國家比在美國本土更容易推行。在尋求其他國家的配合前，奧巴馬必須先搞定華爾街的大亨們。

　　建立全球金融架構是歷史趨勢

　　許多人相信，除了在目前的主權國家構架之下規范全球金融體系，奧巴馬別無選擇。美國證監會國際事務部(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主任埃斯伊歐皮斯·塔發拉(Ethiopis Tafara)相信，利用互相金融市場的激勵，美國和其他國家可以就證券交易的監管標準取得一致。至于由誰來執行監管的責任和任務，塔發拉認為很難在短期內形成這樣一個機構。目前的選擇有二。一是由一個國家的監管機構對某一跨國公司實行監管權；更可能的模式是，各國的監管機構分享監管的責任和權利，由經營機構的所在國挑頭。塔發拉在去年11月的G20會議上提出設立一個國際監管機構組織，以便于各國的監管機構交換信息和對某些特定銀行和公司的憂慮。

　　塔發拉的模式建立在各國的監管機構愿意也能夠互相精誠合作基礎之上，但是如果各國對某一公司的行為看法和利益不一，或者是某一公司不愿意接受監管，有當如何？

　　曾經擔任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Senate Banking Committee)首席經濟學家和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執行董事的羅伯特·約翰遜(Robert Johnson)有一個更加主動的模式。他認為，國際間和諧的監管是恢復資本主義秩序的先決條件。在今天這樣的危機中，一國銀行發生的問題可以給別國造成災難。因此，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必須帶有某種強制性。監管者必須告訴金融機構，“如果你不向我們匯報，就別在我們的市場上操作。你們必須定期申報你們的資產負債表，而且隨著你們規模的增大，你們還要更經常地提供這些文件。”

　　奧巴馬面對的是把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從國家層面推向國際層面的任務，就如同當年羅斯福把監管的權力從各州手中集中到聯邦手中一樣。

　　當年，把權力從州政府手中收到聯邦手中是拯救美國經濟和建立美國繁榮所必需的。在羅斯福之前的胡佛總統時期，各州政府雖然關閉了一些有問題的銀行，但是卻不能恢復存款人的信心，而這正是羅斯福總統做到的。羅斯福通過超越各州的權力，建立了聯邦儲蓄保險機構，從而恢復了美國人的信心。當時的銀行體系的運行已經超出了州政府所能控制的范圍，聯邦必須介入。

　　今天，奧巴馬面對的挑戰與當年羅斯福面對的十分相似，也擁有同樣的機會。過去幾十年中，同樣的權利不平衡發生在日益全球化的金融體系中。金融機構和巨型公司已經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跨國公司，它們使各國的監管機構的功能過時，權力不夠。如同1933年一樣，建立一套全球規范和監管標準突然間因為金融危機成為可能。盡管這次的變革可能比羅斯福時期更加困難、漸進，因為主權國家的權利要遠遠大于美國的各個州，但是這場變革必須完成，否則奧巴馬的“新政”無從談起。同樣，一場危機給當政者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機會，因為大家都知道，不變革，經濟大廈即將坍塌。

　　這場變革的深遠程度如何取決于諸多因素。金融機構肯定會對跨國監管加以抵制，它們不會愿意看到對它們實施杠桿限制的全球統一標準出臺。非金融業的跨國公司肯定也不愿意看到全球有一部統一的勞工法。對于金融業依賴較深的國家也可能會抵觸某些金融監管措施；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對于金融、勞工和環境標準也會不同認識。全球“新政”的說法本身聽起來就有些荒唐，但它卻是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從新繁榮的根基。

　　奧巴馬的最初機會將是今年4月的G20會議。各國領導人屆時將在倫敦討論創建一套新的規范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國際機制。鑒于這次金融危機絕對的全球性，各國領導人將會對此認真對待。即使美國能把國內的監管搞得有條不紊，沒有其他國家的配合和一個國際構架，一切都將是空談。同時，這次會議也給美國提供了另一個機會：承認G8過時，讓G20取而代之。

　　“中國和印度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是全球戰勝挑戰所需要的，”美國進步中心哈齊吉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