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日前在媒體撰文説，西方價值觀是西方的東西，在亞洲行不通。施密特還認為，世界經濟和政治重心正在從北美向東亞太平洋地區轉移，美國的重要性則在下降。日本《讀賣新聞》7日刊發了施密特這篇題為《主要國家應共同駕馭金融市場》的文章。

　　在考察當前的金融危機時，我們可以把2008年底到2009年初這段時期與大蕭條開始時的1929年到1930年這段時期相比較。金融市場爆發的危機導致大面積的信用緊縮，需求下降。

　　但此次危機卻與80年前有許多不同之處。如今有關國家政府的表現要比當年高明許多。當年各國政府尚不具備應對危機必須協同一致的意識，但今天的領導人都深諳合作的重要性。

　　但領導人們是否真從當年的危機中吸取了教訓還不好說。在展開國際合作時似乎還表現出猶豫不定的一面。比方說美國和中俄的合作、石油消費國與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之間的合作就不夠充分。

　　很明顯，世界經濟和政治重心正在從北美向東亞太平洋地區轉移。特別是中國、印度的重要性在增加，美國的重要性則在下降。

　　我在擔任總理的1975年第一次訪問中國，并且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去世后，秉持"實踐精神"的鄧小平不再拘泥于意識形態，中國經濟由此迎來了發展機遇。

　　中國對年輕一代的教育傾注了大量精力。出于對本國經濟前景的信心，許多在歐美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選擇回國。如果在內政上沒有不測事件發生，我想未來40到50年中國將達到科學技術的巔峰。

　　按照我一直以來的預測，"美國、中國和俄羅斯"將是在21世紀能夠影響世界的大國。我之所以提到俄羅斯，主要是因為它擁有從波羅的海直到白令海峽的廣袤領土和地下蘊藏的豐富資源，以及強大的軍事實力。

　　而歐盟至少在本世紀上半葉還無法在影響世界的力量中占據一席之地。只從經濟層面出發，不能斷言歐盟可以成為與美國和中國比肩的一極。雖然我們手握強勢歐元，但并不意味著歐洲各國的經濟政策真正實現了一體化。

　　民主、人權等等西方價值觀完全是西方的東西，在亞洲并不行得通。不過日本除外。未來，西方價值觀也不可能在亞洲發揮多大的作用。中國有4000年的文明史，儒教和道教影響至今。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21世紀的世界將是多種不同價值觀并存的世界。

　　西方人要想與亞洲和伊斯蘭文化圈的人打交道，就必須了解自身價值觀的源泉。雖然西方的價值觀一直被認為來源于基督教，但基督教教義中并沒有出現民主、法治國家、人權這些概念。這些價值觀通通來源于"啟蒙思想"，是近二三百年來形成的思維定式。

　　在思考日本的未來時，我想可以與德國進行比較。兩國都在二戰后取得了不可想像的經濟成就。最大的不同就是德國植根于歐盟，而日本卻孤立于鄰國。我看這是以政治家為首的日本領導人對建立與鄰邦友好關系問題上努力不足的原因。在戰后與鄰國建立友好關系這一點上，德國比日本要幸福。

　　日本經濟現在較之中國表現出來的先進性在20年后恐怕將變得毫無意義。很長時間以來，日本都認為本國的經濟是處于優勢地位的，但這種優勢正在慢慢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