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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盟自身困難重重，區域內外一些國家對中國存有疑慮，如何深化與南盟的多邊合作而又不刺激區域內外的一些“敏感”國家，正在對中國的南亞外交戰略提出考驗

　　第14次南盟峰會日前閉幕，此次新德里首腦會議和以往歷次峰會相比有所不同，中、美、日、歐盟等觀察員悉數到場，顯示出南盟這個原本不為外界看好的區域合作組織正在日益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今年也是中國自2005年被接納為觀察員后，首次參加南盟首腦會議。

　　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率團與會，提出了中國發展與南盟關系的5點建議，表示愿意開展與南盟的交流，逐步擴大務實合作，包括與南盟建立扶貧合作機制、探討建立中國-南盟減災救災合作定期會晤制度、交流減災信息、加強人力資源合作、加強基礎設施、經貿、能源領域合作等內容。對此，《印度斯坦時報》撰文稱，“中國提出的措施既具體又可行。盡管各方目前并不清楚南盟觀察員的作用，然而觀察員國家在南盟首腦會議上投石問路的做法，給南盟帶來了新鮮的空氣。”

　　中國積極參與南盟會議，表現出中國對該組織的重視，同時也標志著中國的多邊外交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多邊外交已經成為中國謀求建立和諧世界的重要手段。中國與歐盟、東盟的關系穩步發展，在六方會談中的出色表現，都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多邊外交手段的日益嫻熟。不過，在此次南盟峰會之前，中國的多邊外交卻甚少涉及南亞，中國與南亞發展合作關系，多是通過傳統的雙邊渠道。此次是中國第一次將南亞7國作為一個對話整體，為今后中國在南盟框架內開展與南亞國家的良性互動奠定了基礎。

　　不過，應該看到，中國與南盟的關系只是邁出了一大步，但這并不意味著未來雙方的互動將充滿歡聲笑語。北京到印度洋的距離依然遙遠。

　　首先，南盟還不足以成為中國與南亞國家的關系紐帶和對話平臺。南盟尚未成為一個能夠發出一致聲音的實體，因而，也就無法在中國的南亞外交當中扮演核心角色。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與南亞的互動仍將以傳統的雙邊外交為主，這是由南盟自身發展的結構性問題決定的。

　　南盟發展步履緩慢，最根本原因在于南盟成員國之間缺乏互信，這在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尤其明顯。印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轉變了對南盟的立場，但“古杰拉爾主義”仍是對南盟政策的主軸，這一政策在印度看來是寬宏大量的表示，在其他國家看來卻不那么令人愜意。更為重要的是，印度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一直拒絕在南盟會議上討論雙邊問題——這是可以理解的，所有的南亞雙邊問題全部與印度有關，印度不希望南盟成為南亞弱小國家控訴地區霸主的舞臺，而通過南盟框架尋求安全恰恰是南亞其他國家的需求之一。

　　在傳統的地緣政治矛盾無法化解的情況下，“一體化”對于南盟而言實在是一個過于奢侈的詞語。南盟對于南亞國家而言，仍然只能發揮比“清談館”略大一些的作用。這就使得中國即使希望進一步擴大和深化與南盟的合作，也會因為對話伙伴不具備行動能力而顯得有心無力。

　　其次，南盟的核心成員國之一印度對中國仍充滿疑慮，不愿意看到中國在南盟框架內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近年來，中國與印度的戰略合作關系發展迅速，印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擺脫了心理陰影，但這并不意味著印度愿意在自己的“后院”看到太多的中國人。印度《政治家》報就以“觀察員中國卻領了頭”為題來報道中國在南盟峰會上的表現，文中不乏酸溜溜的味道。實際上，印度長期以來在中國參與南盟活動方面都保持了高度的戒備心理。2005年第13屆南亞首腦會議決定接納中國為觀察員時，印度就表示反對，只是因為其他成員國的強烈要求，印度才最終以同時接納日本為條件，不再反對中國的觀察員資格問題。雖然印度在此次峰會上的態度遠比上一次峰會時緩和，但仍有很大保留。在“南盟發展基金”是否接納觀察員資助問題上，印度的不情不愿就足以證實它的疑慮。

　　此外，還應該看到，一些區域外國家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對中國加強與南盟的關系保持戒備，日本便是其中之一。

　　近年來日本大幅度提高了對南亞的外交攻勢。在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所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構想當中，印度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日本有人主張將與印度之間“善意的互相誤解”改變為“善意的互相理解”，而這種主張當中帶有針對中國的色彩。日本南亞學者福永正明說，“成為亞洲第二有核國的印度存在跟中國發生激烈沖突的可能性，因為執掌霸權的大國中國，不會容忍后起的爭奪霸權的國家印度。”也就是說，日本推進與印度的關系，用東京的語言來說，是為了“平衡”中國。

　　南盟自身困難重重，區域內外一些國家對中國存有疑慮，如何深化與南盟的多邊合作而又不刺激區域內外的一些“敏感”國家，正在對中國的南盟以及南亞外交戰略提出考驗。 (葉海林)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