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21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月21日發表譚中題為《“Chindia”中印大同前景光明》的文章說，在1月18日《人民網》上看到《環球一周：辛格訪華為Chindia加油》，感觸無比。這Chindia英文字不是我所發明(它的發明者是印度友人、現任印度商務部長蘭密施Jairam Ramesh)，我把它譯為“中印大同”。我長期在印度宣揚“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被人嘲笑為“理想主義者”，孤掌難鳴。這次印度總理辛格(辛格)于1月13至15日訪華，我除了應邀為《中國日報》1月14日特刊寫了一篇短文外，沒有參加媒體宣揚，卻看到“Chindia”和“中印大同”不斷出現于輿論，不禁想起唐人岑參詩句：“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文章原文摘錄如下：

　　回想起家父譚云山在新加坡，1925年為《叻報》創辦《星光》文藝副刊，1926年為《新國民日報》創辦《沙漠田》文藝副刊，1927年會見印度詩圣、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泰戈爾，由于兩人都心懷“Chindia”理想，因此一見如故。那次會見對中印兩國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泰戈爾是印度文獻記載中最贊揚中國、最主張中印友好的。1924年他在中國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七次講演，熱情洋溢。他說：“我經常對自己說：中國人是個偉大的民族。他們創造了整整一世界的絢麗。”“我是來(中國)要求你們重新打開交往渠道的。”“讓那貌似屏障變成聯合我們的通途吧”。

　　泰戈爾在北京時，清華大學梁啟超等曾經答應派人去他的國際大學開展中國研究但未兌現。1927年他向譚云山舊話重提，譚一口應允，1928年就去了印度，把實現“Chindia”當作終生事業，一直到1983年他在菩提場中華佛寺圓寂為止。人們稱譚云山為“現代玄奘”，今年正是他入印80周年。

　　1933年譚云山在《印度周游記》中寫道：“中印這兩個姊妹國家”的關系是“特別重要中的特別重要”“無論講世界和平也好，講世界革命也好，講人類文明也好，講人類親善也好，如果中印這兩個民族不切實聯合，共同努力奮斗，這種目的是斷斷達不到的，而且是無法進行的。”

　　譚云山早年在泰戈爾身邊工作，結識了常去拜訪詩翁的“圣雄”甘地和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等民族運動領袖。他于1933年在南京成立“中印學會”，1934年在印度國際大學成立“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兩者是一碼事)。“中印學會”籌款在1937年為國際大學建成“中國學院”(譚云山擔任院長一直到1971年退休)。后來發現，印度共和國最早的三位總統普拉沙德博士、拉達克里希南博士和侯賽因博士都曾經是“中印學會”會員。

　　譚云山和尼赫魯的交情很深。1983年聽到他逝世的消息后，尼赫魯的女兒、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寫信給我悼念他說：“泰戈爾師尊和我父親都敬愛他”。尼赫魯在1938年寫給譚云山的信中說：“中國和印度在過去的許多世紀中對人生持有一定的理想。在今天的世界上，這些理想應該對不斷變化的環境有所適應。我相信我們兩國會在世界和平、自由的大業中共同合作，但無論是幸運還是倒霉的時候，我們誰也不會為了尋求暫時的好處而把自己的靈魂拋棄。”

　　　今天重溫這些有關“Chindia”的言論，頗有如同隔世之感。有兩方面隔絕的感受。第一，在現代中國文化生活中，人人都在“尋求暫時的好處”，“靈魂”(尼赫魯的意思是“天良”)是沒有人問津的。最近幾年我到中國去為“Chindia”造勢，感覺到年輕一代缺乏對精神文明的追求，也不知何年何月才會重新出現“西天取經”的法顯、玄奘、義凈、譚云山了。

　　第二，當代國際輿論(包括印度和中國傳媒)是被“逞強”的氣氛污染，過去中國、印度默默無聞，現在突然崛起，人們就大談“龍象互斗”。這次印度總理剛從北京回國，西方傳媒又炒“龍”與“象”之間難以相處，還說中印兩國之間有“瑜亮情節”，令人啼笑皆非。

　　從歷史發展與整體觀念來看，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印關系的發展有其獨特的規律，可以用十六個字來概括：大國風度、緊鄰效應、四成人類、交心多益。去年4月在深圳《中印關系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復旦大學沈丁立教授指出，1962年中印邊境一場惡戰以后，印度政府仍然堅持臺灣屬于中國。尼赫魯是那一仗的最大“犧牲品”(健康被打垮，不久過世)。但他在停火以后在國際大學講演時說：“我們不與中國的偉大開戰”，“中國人民不是我們的敵人”。

　　2003年印度總理瓦杰帕伊訪華，他和印度人民黨領袖公開說：“中國是我們的鄰居，搬不走的。”這就應了中國著名印度學家季羨林1991年所說的，中印兩個鄰國是“天造地設”。俗話說：“老鷹不吃窩邊草”。美國全球外交政策那么兇猛，和加拿大卻從來保持和平友好的邊界，值得中國借鑒。

　　中印兩國人口加起來是世界的百分之四十。1月15日辛格總理在北京社會科學院講演中說：“像中國和印度總人口達到25億的這種規模的國家開始釋出創造性能量之時，對整個世界必然影響很大。全世界都看到這點，也懷著莫大興趣注視。”從這一點看，中印關系不但需要大國風度，而且是對全人類(至少是對人類四成)應盡的重大責任。

　　“交心多益”，不言而喻。梁啟超講過一次他和泰戈爾的談話：“泰氏有一天見我，說道：‘我不曉得什么緣故，到中國便像回故鄉一樣，莫非他(我)是從前印度到過中國的高僧，在某山某洞中曾經有過他(我)的自由生活。’”泰戈爾向梁啟超要中文名字，梁為他取了“竺震旦”，成為歷史佳話。

　　如果印度有成千上萬個泰戈爾、中國有成千上萬個梁啟超，即使有十個、百個中印邊界糾紛也會迎刃而解的。“中印大同”前景光明豈不是明擺著的事實嗎！